思茅市是世界上最早种茶的地方，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佤族、布朗族的先民——古代濮人，将野生茶树栽培驯化进行种植、加工、饮用，被称为“世界茶文化的摇篮”。东晋常璩在《华阳国志·巴志》中有“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西南8个小国其中有濮国）支持……，“丹漆茶蜜，皆纳贡之”的记载。纳贡的茶叶便是这里的濮人运去的。
在澜沧县芒景发现的濮人后裔布朗族种茶“功德碑”记载，万亩古茶园的种植始于傣历57年（695）距今1309年，出土的茶山布朗族建寨奠基碑记载傣历37年（675）建寨，距今1329年。说明当时布朗族已开始大面积种植茶叶，这便是普洱茶的前身。
唐代樊绰在《蛮书》中有“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的记载。宋代李石的《续博物志》亦有“茶出银生诸山”的记载。银生城在景东县，银生诸山指的就是无量山、哀牢山及其澜沧江中下游的余脉。不仅包括清代《普洱府志》提到的六大茶山，还包括普洱的困卢茶山、景东的福德茶山、镇沅的马邓茶山、景谷的秧塔茶山、苦竹山茶山、澜沧的景迈、芒景茶山、邦奈茶山、勐海的南糯山茶山。景谷秧塔茶山的大白茶别具一格，北宋徽宗皇帝赵佶在《大观茶论》中说：“白茶自为一种，与常茶不同”。
元代至元二十五年（1278），在普洱设治为普日思么甸司，明代洪武十六年（1383）将治地改为普耳，万历年间改称普洱。从此，在这里生产、加工、集散的茶叶统称为普洱茶。明代谢肇制著《滇略》中就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之说。清代《普洱府志》卷十九（食货志）记载：“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代。”可以说当时普洱茶的种植、加工已有一定的规模，作为商品远销青海、西藏，出口印度、尼泊尔。清顺治十八年（1661），仅从普洱运销西藏的茶叶就有3万驮。雍正七年（1729），清政府设立普洱府后，普洱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日趋繁荣，向四面八方幅射出五条茶马驿道，当地产的茶叶和从各茶山驮来的茶叶都要在这里加工包装后运销各地。朝廷还把普洱茶列为贡茶，由地方官员押运到京城供皇室享用。清代阮福在《普洱茶记》中说：“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
雍正十三年（1735）清政府在思茅设思茅厅，将攸乐同知移往思茅，改为思茅同知，思茅又成为普洱与景迈、芒景茶山和西双版纳各茶山之间的中转站，因“普茶”远销而繁荣起来。乾隆九年（1744），云南布政司拨出千余两白银给思茅厅专门采办贡茶。从道光至光绪初年（1821—1867），思茅城商贾云集，市场繁荣，外地商旅纷纷落户思茅，建立同乡会馆和茶号，专营茶叶的茶庄有二十二家。据史料记载，“年有千余藏族商人到此，印度商旅驮运茶者络绎于途。每年销售茶叶达5000多担。”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后，法国和英国先后在这里设领事馆，将思茅开为通商口岸，建立海关。民国3年（1914），普洱道署由普洱迁驻思茅。普洱茶成为大宗出口的商品，沿着从这里为起点的茶马驿道，畅销五洲，名扬四海，思茅又被称为普洱茶都。
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普洱茶的振兴和发展进入了崭新的时代，走上了依靠科技进步，实行集约经营，农工商一体化，产供销相结合的道路。茶园面积和产量由1949年的3.1万亩，350吨，发展到现在的54万亩，1.8万吨。茶叶的加工工艺有了新的突破，由过去的传统普洱茶，发展为普洱茶（后发酵）、名优绿茶、红茶三大系列产品，有114个名优茶入载《中国名茶大观》。从1993年以来，先后举办了六届“中国普洱茶叶节”、举办了“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中国云南第二届茶叶交易会”、“中国民族茶艺表演大赛。”经国内外专家论证，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于2003年6月命名思茅为“中国茶城”。
今日的茶城思茅，中国普洱茶交易市场宽敞整洁，市内的茶城大道、振兴大道、宁洱大道绿树成荫，花团锦簇，“孔明兴茶”、“马帮小憩”、“妇女制茶”、“雅士品茶”、“民族团结”等一组组雕塑群，栩栩如生，广场喷泉彩灯辉煌，把茶城装点得绚丽多姿，令人神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