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形象学的定位
形象学是比较文学里比较新兴的学科。但就文学作品中对异国的描述已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西方文学中早期的流浪汉文学、游记等，中国五四时期较多的一些翻译作品等，都可以让人有一种关于“异乡”的概念。
作为一门学科，形象学首先要替自己定位。“形象学首先就令文学史家们生疑。异国形象属于对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的想象，它在各方面都超出了文学本来意义上的范畴，而成为人类学或史学的研究对象。”这令得形象学既不讨好于文学纯粹学主义者，也不讨好于民族主义者。但即使形象学面对的是如此多学科交汇的复杂局面，它依旧还是成为了人们研究时所不可避免的话题，跨学科性不仅是形象学研究的困难之处，也成为了形象学研究的特点之一。
文学作品中的形象研究之所以能够存在，在于“社会与文学”的联系，“文学至少是社会的表现，因为通过文学，可以破译出一个社会在他者那里产生的幻像。”这是比较文学中形象学之所以能够存在的理论源泉。文学记录作者内心最真实的最坦诚的情感，而这些情感又大多受外界影响刺激，所以大部分维护形象学的学者们不愿意人们仅仅将形象学理解成单纯的“社会学”和“民族心理学”，就连文学中有关异国的描述也仅仅是作为形象学考察的一个方面。而挖掘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他者“形象”和这种形象如何被制造出来，又是如何生存的，又能够揭示出文学最“根本”的问题。
二、“形象”的问题
形象学研究的重心是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问题，异国相对于主体而言应该属于他者范畴，即不同于主体的排他性质。而这里所说的“形象”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巴柔在文章中这样定义形象，在我看来，很有概括性，在与“他者”进行的有意识的区别后，对异域的自觉感知具象为文字，“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形象是对一种文化或者社会的想像，它有时候反映在作品中是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复制品，同时也可以是充满文学性的“乌托邦”，可归根到底它都可以纳入社会集体想象物的范畴，这里的社会集体想象物同时具备相同性和相异性。而“形象”不仅可以介入社会的精神生活层面，也可以是对社会总体面貌的概述。
形象学之所以能区别单纯的社会研究学在于形象学中“形象”的文学性，即幻象性,“它将文学形象主要视为一个幻影、一种意识形态、一个乌托邦的迹象。”对于研究者来说，更有意思的便是研究这类“形象”的幻想性，“研究的是行行色色的形象如何构成了某一历史时期对异国的特定描述。”例如夏晓红对 “洋鬼子”这一套语的历史溯源和追问，它使我们对这个“似懂非懂”的历史名词背后隐藏的漫长的历史情感接受历程有了总体的把握，从而又能挖掘隐藏在这一名词背后中国人的喜怒好恶，所有接受美学和符号学能成为“形象”研究的方法之一也便情有可原了。
形象不仅仅是接受者对“他者”表现出的一种喜怒好恶，还是一种“象征性”的语言。这种语言具有注视“他者”时所有的反思性，还有“注视主体”所不同于客体的一面。在文学上表现出来便是理想性，也有着莫哈所说的“乌托邦”性质，而这“乌托邦”性质是最忌确定性的。“形象”身上同时具备同一性和相异性。书写形象的过程，其实不是一个编程的过程，而是企图将一种文化或者更加复杂难言的东西抽象成具体文字的过程，也就是符号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必然会失却许多复杂丰富性，套语作为“形象”的表现形式之一，其形成过程就是这样。
作者创造一个“形象”，有时也是为着某种意识形态的目的，好比夏晓红编的形象学论文集中有人对卢梭在五四时期在中国的传播历程，这里的“卢梭”已经不仅仅是原先意义上的客观存在，基于当时的社会形势和思想变革要求，“卢梭”的思想和形象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接受和过滤之后才被作品重新定位。如何还原真正的卢梭和对当时出现的“卢梭幻象”进行分析和研究是很有意义的一个课题，它帮我们梳理了我国五四时期人们的一种文化心态和社会现实，对主体和他者的研究都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从纵向来讲，套语的形成其实也是形象单一性的过程，“卢梭幻象”也具有某种单一性，如何还原“他者”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整合某一历史阶段对“他者”的印象也是形象学多面对的复杂问题之一。
三、描述与差距
“形象”可以同时具备文学性（幻象、虚构）和单一性（套语），对这类相异性的记录的主要方式便是描述。“形象”是一种描述，而且是一种有差距的描述。文学中的描述是形象学所要考察的一个方面，我们现在所说的大多都是针对于文学中的描述。因为只有文学这类“诗化”的文本才可以被人们拿来直接阅读和诠释。
文学类异国“形象”中包括虚构的梦幻世界和真正的客观反映，无论如何这类描述都或多或少的接近真实却又不得不引人推敲。因为这里的“形象”“是经过注视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组、重写的。”要研究“形象”不仅仅是要研究“他者”，还要分析主体。
形象学研究的意义并不是帮我们鉴别真伪，而是研究这类形象是“怎样被制作出来，又是怎样生存”，这不仅对“他者”有着认识意义，对主体自身的认识也具批判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