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石暴动在我党监狱斗争史上是空前的。对于这次暴动的胜利，党中央认为意义重大，因为它给了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粉碎了他们造谣说新四军被捕人员都已向他们屈服投降的欺骗宣传。
1942年6月17日，被国民党反动派关押在江西上饶集中营的第六队80多名同志(绝大多数是皖南新四军的同志)，在向闽北建阳撤离途中，在秘密党支部的领导下，于崇安县(现名武夷山市)的赤石镇举行了越狱暴动，冲上了武夷山，这就是闻名全国的赤石暴动。时光已整整过去了57年，我是暴动的一名参加者，回顾当年暴动的全部过程和成功原因，记忆犹新。
上饶集中营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纠集了近十倍于我的7个多师兵力，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袭击我奉命北上抗日的新四军部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其第三战区司令部驻地江西上饶附近的李村、七峰岩、石底、茅家岭等地设置了监狱，关押我叶挺军长、三支队司令员张正坤、军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子芳等及其随行人员；又在周田成立了军官队和特别训练班，关押在事变中被捕的新四军干部和在东南各省被捕的我党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冯雪峰、上海各界人民赴皖南慰问团团长吴大琨等共产党员、民主人士和革命青年，肆意进行骇人听闻的疯狂迫害和残酷折磨。上饶集中营就是以周田为中心的上述各种机构的总称。
成立党支部
在皖南事变时，我是新四军教导总队第四队政治指导员。1月12日、13日，我率队在石井坑和大坑王打了两次掩护战后，奉命分散突围。17日，我在泾县郊区潘村附近一个居民家里被捕，被关押在泾县看守所，3月被押解到屯溪的皖南特训处，6月又被押解到上饶周田的特训班，编在第三区队。此时我被在押的同志们选为区队秘密党支部书记，领导对敌斗争。
1942年4月，设在周田的军官队和特训班合并，更名为战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下编两个大队6个中队。由于特训班的同志们在对敌斗争中表现得坚定和顽强，被分别编入特工头目称之谓“思想冥顽不化”的第三和第六两个中队。我和王羲亭(化名王达钧)、陈平(化名陈一光)、王聿先等同志编在第六中队第三分队。第六中队的绝大多数同志是由原军官队的第二队、第三队和原特训班编过来的,其中有第三队的党支部书记沈韬(化名马六)和委员阮世炯，有第二队的党支部书记周奎麟(化名周青)等。为了使第六中队的党支部能迅速组成和保证领导的连续性，经过酝酿和协商，一致同意第六中队的支委会由沈韬、阮世炯、周奎麟和我组成，由沈韬同志任党支部书记。有了党支部为核心，第六中队的对敌斗争也就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起来了。
酝酿暴动
5月初，日本侵略者从杭州出发，沿浙赣铁路线西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国民党反动派不战而溃，金华、衢县相继失陷，玉山、上饶门户洞开，第三战区的军政机关乱成一团。第六中队党支部审时度势，经过慎重的研究，并征集了多数同志的意见，作出了举行集体越狱暴动的决策。暴动的时机，选择在上饶危急、集中营不得不撤往闽北的时候，并决定了王羲亭(原教导总队军事教员)为暴动指挥人，规定了举行暴动的各种信号和暴动成功后的去向等。对党支部这一决策，大多数同志表示赞同，但也有少数人怕牺牲太大，个别人还幻想等待党中央来交涉求得释放。党支部针对这一思想动向，教育大家回忆蒋介石于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的反动历史；切记他背信弃义，玩弄阴谋，悍然袭击奉命北移的新四军皖南部队的罪恶勾当；更以他在皖南事变以后顽固拒绝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和中共参政员先后提出的两个“十二条”(其中有“交还新四军全部人枪”和“释放所有皖南被捕干部”等)的严酷事实，要求丢掉不切实际的幻想。经过了这番思想工作，全队终于统一了认识，作好了坚决暴动的思想准备。5月26日上午，我们获悉，关在茅家岭监狱的20几名同志，已于昨日下午，乘警卫头目和士兵戒备疏忽的机会，在暴动委员会的领导下，勇敢地夺取敌人的武器，胜利地冲出牢笼。他们暴动胜利的喜讯，更鼓舞和坚定了我们举行暴动的信心和决心。
大安五烈士
6月14日，离开石塘前一天的深夜,我们正在一幢两层小楼的楼板上熟睡。突然，楼梯上一阵声响, 几个分队长带着一群班长和宪兵如狼似虎地拥上楼来,纷纷用手电筒横扫正在熟睡的同志们,大声吆喝道:“大家躺着不许动!”接着,点燃了挂在壁上的煤油灯。在昏暗的灯影里，这帮凶神恶煞端着手枪、驳壳枪，剑拔弩张，如临大敌。一个分队长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用手电筒照着，说道:“我把这张名单上的姓名念一遍，点到名的马上起来跟我们到队长那里去。没有点到名的一律睡着不准动。谁要是不听命令，就莫怪我们不客气了。”说完,就念名单。名单上共有5名同志，他们是:沈六(沈韬)、周青(周奎麟)、唐金虎(汤定波)、伍国材(黄刚培)和王铁夫。分队长念完名单，班长和宪兵就像一群恶狼把5名同志拖走了。
6月15日清晨，我们离开石塘，继续向闽北转移。出发前，第六中队中队长特工刘振珂向全队训话，并宣布：一、为了减少长途行军的疲劳，本队官长的行李另雇民夫挑运，不用大家去抬了；二、从这里继续往南，就要进入武夷山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匪区”，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除了宪兵连作内卫，长官部增派特务团作外卫；三、大家要继续遵守行军纪律，不得违犯。在他讲话时，我们都聚精会神地听着，想听到昨夜押走五同志的下落。但是，出乎意料，他对震动全队的大事竟守口如瓶，一句不提；特工们昨夜采取的行动，显然是一种安全防范措施。他们为了从沈韬等同志的口里得到一些秘密组织活动情况，一定会施以酷刑，严加审讯，得到口供后一定如获至宝，会对全队采取严厉紧急措施。现在，刘振珂对押走五同志事竟一字未提，若无其事，除了伪称增加一个团作外卫的恐吓性语言，也未采取任何紧急的防范措施，可以断定特工们没有从五同志的口里得到一丝一毫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后来知道沈韬等同志，为了保护党组织的安全，保护暴动计划的实现，经受严刑审问，大义凛然，对秘密一字不吐，并且怒斥了敌人，终于在6月16日，即赤石暴动的前夕，就义于崇安县大安镇，为赤石暴动的胜利、为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的青春。正如朱德委员长1961年在题为《三明新市》的一首诗中所写：“上饶集中营，拘留尽群英。”
我们胜利啦！
从大安镇到目的地建阳县只有两三天的路程，党支部遭损失了，暴动究竟还要不要和能不能举行？在此紧急关头，我同王羲亭、阮世炯、赵天野组成暴动指挥的领导核心，并作出第二天要找机会举行全队暴动的决定。
6月17日，晴。旭日东升，云开雾散。集中营6个中队早饭后分别在公路上集合，整队逐个点名，然后依次出发。中午在崇安县城大休息吃中饭。下午２时，全营离开崇安县城奔向当晚的宿营地下梅。由于第四中队有一个女生分队，她们长途行军，体力难支，所以掉在各中队之后跟进。4时左右，全营离开公路，拐到赤石镇。赤石是崇安县的一个较大的集镇，离崇安县城有十几华里。紧靠赤石镇是一条横贯南北宽约100多米的崇溪河，河水清澈，波光粼粼。河西一带，有四五华里纵深的丘陵，越过丘陵，就是高耸的武夷山脉，群峰挺立，气势雄伟。各中队到河东岸的碎石路上后，休息和依次渡河。第一、二、三、五中队过河以后为了要天黑前赶到宿营地，都各自先后向前走了，押解他们的宪兵班也跟着走了，这当然是我们举行暴动的极好时机，因为，过河暴动后，越过四五华里的丘陵地带，就可冲上山高林密、便于藏身的武夷山。武夷山区曾是内战时红军的老根据地，暴动出去后可得到当地人民的掩护和帮助。轮到第六中队过河时已将日落，冲上武夷山就快天黑，黑夜便于同志们隐蔽行动。在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负责指挥暴动的王羲亭同志立即从行列里站起来，拿着一根竹制旱烟管走到另一位核心成员跟前，边借火边商议：“过河后立即行动，你看怎样?”答道：“同意。由你具体部署。”“假使宪兵班先过河去布置警戒，就举行夺枪暴动。假使宪兵班殿后过河，就举行不夺枪暴动。暴动以后，在那个长着许多苍松的高山顶上集合。”“好。就这样决定。”
轮到第六中队渡河了。在100多米宽的河面上，渡河的工具是一条木船和两个竹筏，每次只能渡一个区队。特工中队长刘振珂命令第三分队先渡，一分队次之，二分队殿后，宪兵班乘木船随二分队跟进。这样，我们只能举行不夺枪的暴动了。当第一第三两个分队过河到达集合地点，载着第二分队的竹筏正在靠岸时，暴动指挥员王羲亭同志就从队列里站起来，哼出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这是要大家准备暴动的号令。听到歌声，群情振奋。当第二分队到达一、三分队的集合点，宪兵班的木船正在靠岸时，王羲亭同志在另一位领导核心成员明确的示意下，果断地大喊了一声：“同志们，冲啊!”一声令下，全队80多人一跃而起，作扇形展开，互相呼应，向武夷山麓狂奔。宪兵班及特工们惊醒之后，向我们胡乱开枪射击，致使有6名同志力竭负伤，光荣献身。另有少数同志，因为暮色昏暗，地形复杂，在奔跑中失散。大多数同志奋力拼搏，跨水田，越丘陵，披荆棘，登悬崖，终于在落日的余辉中陆续到达山顶的集合点，大家混身汗湿却满脸红光，互相热列拥抱又挥舞双手，同声欢呼：“我们胜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