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资料朱永官，男，1967年8月生，博士。
1989年毕业于浙江农业大学土壤与植物营养专业，获学士学位。1992年获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理学硕士学位。1992年7月至1994年3月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1994年3月获英国皇家学会特别研究员奖到英国女王大学任研究员。1998年6月在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获环境生物学博士学位。1998年6月至2002年1月任澳大利亚阿德莱得大学研究科学家。2001年入选中国科学院"引进国外杰出人才计划"，2002年1月起任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澳联合土壤环境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助理，2007年7月起任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副所长,2009年11月任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所长。现同时兼任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科学顾问、国际放射生态联盟副主席、国际土壤学会土壤退化与控制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土壤学会土壤环境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原子能农学会副理事长等多个国内外学术组织任职，并担任国际学术刊物Environemtal Pollution副主编，Plant and Soil（荷兰）的Marschner Review Editor，Enviroment Inernational和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的编委，Trends in Plant Science和New Phytologist顾问编辑。
主要从事土壤-植物系统中微量元素/重金属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土壤生态学的研究工作。在土壤环境中放射性污染物的行为与放射污染土壤修复/污染控制、土壤根际过程（包括菌根菌）与植物养分/污染物吸收，重金属污染胁迫下植物生理生化响应机制和污染土壤生态毒理学等方面的研究处于国际前沿。在Trends in Plant Science, Current Opinion in Biotechnology, Plant Physiology, New Phytologist,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和Environmental Pollutuion等国内外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160篇。先后于2002和2003年在北京主持召开首届土壤-植物相互作用国际会议和第三届亚太土壤污染大会等国际学术会议。曾获得英国皇家学会特别研究员奖（1994年1月），英国核工程师协会年度最佳论文奖（1998年4月），澳大利亚 Jack Loneragan 植物营养奖（2001年1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2002），国家留学回国工作成就奖（2003年9月），中国青年科技奖（2006），中国科学院“十大杰出青年”（2007），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第一完成人，2009）。
学术成就朱永官博士2001年入选中科院“引进国外杰出人才计划”，2002年1月回国后在他的努力和中国科学院各级领导的关怀下，成立了中－澳联合土壤环境研究室。他领导的研究小组长期从事土壤生态和土壤-植物系统中微量元素和重金属迁移积累的化学和生物学调控机制和技术的研究，特别是在植物吸收积累重金属的根际过程，土壤生物与生态功能等方面结合我国生态环境的特点和国际土壤环境科学的前沿做出了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如所领导的研究组发现了水稻吸收积累砷过程中与磷和水稻根表铁膜的交互作用，该研究成果在New Phytologist上发表后被国外学者评价为水稻砷污染控制的新希望，并在Trends in Plant Science上得到专题评论。到目前为至，除了在国际刊物发表150多篇论文，总引用次数多达1985次，H-index为23。
朱永官博士2002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2006年获得第九届中国青年科技奖，2007年获得中国科学院第九届“杰出青年”称号。目前他担任New Phytologist, Trends in Plant Scienc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和Plant and Soil等国际主流刊物的副主编或编委。2004年1月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博士亲自致信邀请朱博士担任该机构在全球聘请的20位科学顾问之一。
该研究小组常年招聘有志于环境生物学研究的青年学者，我们可以通过与国外的联合培养，博士后，研究生，客座学生和访问学者的形式给大家提供研究便利。该组特别需求具有很强分子生物学或分析与物理化学背景的学者加盟。
目前承担的科研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重大项目(20720102042)“持久性有毒物质在土壤－水稻界面的联合作用机理研究” 100万元，2008年1月-2010年12月
英国生物技术与生命科学研究理事会合作项目(BB/F004184/1) “亚洲地区水稻砷污染的遗传和环境控制因子研究” 2.3万英磅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0671102）“水稻根表铁膜形成的微生物学过程及其机理研究”45万元，2007年1月－2009年12月
瑞士洛桑理工学院合作项目：“中国地下水中砷污染与有机物的关联”15.4万瑞士法郎，2009年-2012年
英国阿伯丁大学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城市群环境复合污染与生态健康研究” 339万元，2009-2012
最近发表代表性学术论文Liu W J, Zhu Y G*, Smith F A and Smith S E 2004 Do phosphorus nutrition and iron plaque alter arsenate (As) uptake by rice seedlings in hydroponic culture? New Phytologist 162, 481-488.
Chen Z, Zhu Y G*, Liu W J and Meharg A A 2005 Direct evidence showing the effect of root surface iron plaque on arsenite and arsenate uptake into rice (Oryza sativa) roots. New Phytologist 165, 91-97.
Liu W J, Zhu Y G*, Hu Y, Williams P N, Gault A G, Meharg A A, Charnock J M and Smith F A 2006 Arsenic sequestration in iron plaque, its accumulation and speciation in mature rice plants (Oryza sativa L.).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40, 5730-5736.
Guo W, Zhu Y G*, Liu W J, Liang Y C, Geng C N and Wang S G 2007 Is the effect of silicon on rice uptake of arsenate (As-v) related to internal silicon concentrations, iron plaque and phosphate nutriti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148, 251-257.
Chen X P, Zhu Y G*, Xia Y, Shen J P and He J Z 2008 Ammonia-oxidizing archaea: important players in paddy rhizosphere soil?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10, 1978-1987.
Zhang J, Zhu Y G*, Zeng D L, Cheng W D, Qian Q and Duan G L 2008 Mapping quantitative trait loci associated with arsenic accumulation in rice (Oryza sativa). New Phytologist 177, 350-355.
Zhu Y G*, Sun G X, Lei M, Teng M, Liu Y X, Chen N C, Wang L H, Carey A M, Deacon C, Raab A, Meharg A A and Williams P N 2008a High percentage inorganic arsenic content of mining impacted and nonimpacted Chinese rice.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42, 5008-5013.
Zhu Y G*, Williams P N and Meharg A A 2008b Exposure to inorganic arsenic from rice: A global health issu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154, 169-171.
Zhang X, Zhao F J, Huang Q, Williams P N, Sun G X and Zhu Y G* 2009 Arsenic uptake and speciation in the rootless duckweed Wolffia globosa. New Phytologist 182, 421-428.
Williams P N, Lei M, Sun G X, Huang Q, Lu Y, Deacon C, Meharg A A and Zhu Y G* 2009 Occurrence and Partitioning of Cadmium, Arsenic and Lead in Mine Impacted Paddy Rice: Hunan,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43, 637-642.
Zhang X H, Lin A J, Gao YL, Reid R J, Wong M H, Zhu Y G * 2009 Arbuscular mycorrhizal colonisation increases copper binding capacity of root cell walls of Oryza sativa L. and reduces copper uptake. Soil biology & Biochemistry, 41, 930-935
Zhu Y G*, Rosen B P 2009 Perspectives for genetic engineering for the phytoremediation of arsenic-contaminated environments: from imagination to reality? Current Opinion in Biotechnology, 20:220-224.
Zhu Y G*, Pilon-Smits E AH, Zhao F J, Williams P N. Meharg A A. 2009 Selenium in higher plants: understanding mechanisms for biofortification and phytoremediation. Trends in Plant Science, 14(8):436-442
延伸阅读朱永官：相信奇迹，才能创造奇迹（面对面）
人物简介：朱永官，１９６７年生于浙江桐乡。１９９２年在南京土壤研究所获硕士学位，１９９８年在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获环境生物学博士学位，２００１年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２００２年１月起任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澳联合土壤环境研究室主任。２００３年９月，获得国家留学回国工作成就奖。
夏日的黄昏，当身着黑色Ｔ恤的朱永官迈着矫健的步伐出现在记者面前的时候，估计谁也猜不出这是一位在世界土壤环境学界颇有建树的青年科学家。这位谦逊的学者在采访过程中多次强调：“不要光写我个人，多谈谈对成才的体会。”我们的谈话因此不再仅仅是对他个人传记性的采访，更多地成了一次关于人才问题的专题讨论。
勇于创新：总有空白在等着你
记者：从１９９４年起，您在国外留学了８年，您认为留学国外给您带来怎样的收获？
朱永官：在英国留学期间，我感觉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习到他们那种勇于创新的理念和思维。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刚到英国，我的导师让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针对我想要研究的领域，去搜索当时国际上最新的进展，然后从中分析在这个领域里还有哪些空白，还有哪些目前尚未解决的问题。我的导师灌输给我这样一个理念：对于自然科学研究来说，就是要从不同的角度入手，去做前人未做之事。
记者：那么您从那时开始，从事的研究就是在“填补空白”？
朱永官：可以这么说吧。我在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读博士期间，主要做的是关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放射性污染这方面的研究。即使是这样一个已经被很多人研究过的问题，也依然可以找到一些前人没有关注到的空白。
记者：现在污染成为一个全社会都很关心的话题，有人形容“种蔬菜的人不敢吃蔬菜，养禽畜的不敢吃肉”，您长期从事防治污染工作，会不会也有这样的忧虑？
朱永官：（笑）目前的污染确实有蔓延的趋势，但从环境受到污染，到污染对人体产生危害，实际上是存在一定的距离的。开汽车可能会撞死人，但大多数人不会因此就不坐汽车。我们就好比那些为汽车生产提高安全保障系数的人，比方说给汽车安装安全气囊。
善于协作：互利双赢才能不断进步
记者：您是因为２００１年入选“百人计划”才回国工作的。此前已经在国外那么长时间，回来以后有没有觉得不习惯？
朱永官：我觉得回来以后很习惯，毕竟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嘛！当然，在国内和国外工作，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一个与不同的个体一起合作的过程，不同的只是工作的方式和风格罢了。任何一个人，不管走到哪里，都必须要有团队协作的精神，都必须要有互相学习和尊重他人的习惯，尤其是科研工作者。我们从事的任何工作都不可能凭借某一个人的能力单独完成，因此不论在哪里，都需要去承认和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营造一个和谐的氛围。
记者：但有一些伟大的科学家，比如牛顿，一个苹果砸下来，他就能思考出万有定律，团队协作对他似乎不适用？
朱永官：我个人认为这样的个人英雄在如今已经很难找到了，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不再是一个盛产个人英雄的时代。在基础科学构架已经高度完善的今天，更多的科学研究已经不可能是某个人拍脑门就能完成的了。对于一些成功的人才，社会可以把他当成典范来宣传，让更多的人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但是作为人才本身，一定要对自身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明白自己取得的成功决不可能仅仅是靠他一人之力。团结协作绝对不是单向无回报的付出，而是一个互利双赢、共同进步的过程。
记者：现在很多科研团队中的成员是在读的研究生，他们只是短期地作为科研团队的成员，拿到学位后就有可能不再从事原先的研究。这样的人才培养模式会不会导致学非所用、团队协作不够稳定？
朱永官：我们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每年培养毕业的研究生大概有１００余人。在我看来，培养人才分两个过程：大学本科教育之前主要是一个学习基础知识构架、提高智商的过程；而研究生教育更多的着重点应该是放在能力培养方面（包括情商）。人才培养不应仅仅是简单地教授科学知识，更应当培训他们掌握学习的方法。因此，在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侧重点除了注重学到了什么，还要强调训练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和从事科研活动的能力，这样才能保证他们走进社会以后依然能够保持继续学习的能力。
敢于尝试：机遇要靠争取
记者：除了创新和协作精神，您认为还有什么因素决定着人才是否成功？
朱永官：挑战精神。要敢于尝试，敢于做一些看上去不太可能的事，同时也要敢于接受失败，永远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这是中西方文化的一个比较大的差别。我喜欢看一些人物传记，他们很多人之所以有传奇的经历，首先就在于他们相信奇迹，因此他们才能创造出奇迹。
记者：举一个您自己亲身经历的例子？
朱永官：我还在南京读研究生的时候，曾经在国内的英文学术杂志上发了一篇论文。当时我就想，为什么不给外国一个相关的研究机构寄送一份我的第一篇英文论文呢？我就花了１块５毛钱的邮费寄了出去。结果人家不仅对我们的研究感兴趣，还资助我去泰国参加了一个学术研讨会。我自己感觉，我有９０％的机会都是靠这样“试一试”的心态争取来的。
《人民日报》 ( 2006-07-05 第15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