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山草堂雅集
谈到诗社雅集，不能不提到元末昆山顾瑛的玉山草堂，窃以为玉山草堂中的诗酒流留不仅是元代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创作最多的诗文雅集，而且放置在中国文学史上亦是最理想、诗文水平最整齐的文人诗社雅集，不但前无古人，后亦无来者可比。清初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的甲前集列有“玉山草堂留别寄赠诸诗人”的名单，他们包括柯九思、黄公望、倪瓒、杨维桢、熊梦祥、顾瑛、袁华、王蒙等37人，《草堂雅集》中所收的唱咏的诗人甚至达到80 人之多，这些诗人不单诗文曲赋，还兼书画琴棋诸艺，以上种种非但都是一时之选，而且光裕后世，影响甚巨，比如绘画中的元四家黄、倪、王三家先后都出入过玉山草堂，元末江南文人画家中的重要代表若张渥、王冕、赵元留下过诗书画合壁的佳作。据统计元诗中至正年间的元人诗作，有十分之一竟是至正十年之后的不长的时间里写于昆山的小小草堂“玉山佳处”，这不能不让人惊叹诗社雅集的凝聚力与创造力。
这里我将玉山雅集的从内容到形式归纳为九个“必有”：
必有名士，必有醇洒、必有美姬、必有良辰，必有好景，必有佳题，必有诗咏，必有汇集，必有不朽
这九个必有中七个是与过去雅集一样的,可以说是延续着中国传统文人的雅集传统,同时又表现出元末背景下新的特征。其中两个“必有”与以前的雅集是有所区别，就是名士与汇集。
玉山之会与金谷、兰亭、西园雅集的区别是后者几乎都是官僚与贵族士大夫的雅集，非贵即显，而玉山之会是真正的文人之会，犹其是玉山主人顾瑛无论是读书习儒和广结朋友，他纯粹是出于兴趣爱好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无任何功利目的------既不打算应举出仕，也没有走终南捷径的念头，正如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在他所著的《元明诗概说》中所云“简言之，即以文学至上、艺术至上而生活的态度。因为以艺术为至上，所以在日常言行上主张艺术家的特权，而不为常识俗规所拘束。持有这种态的人物，从这个时期以后，往往称之为‘文人’。这是过去的中国不一定存在的人物。”
考察顾瑛的生世与情况我们会发现他其实是与过去雅集的主持人不同之处是他曾经是商人，很大的商人，被时人称为江浙首富，而同时他又是儒生和文士，他年三十始折节读书，购古书、名画、彝鼎、秘玩、集录鉴赏，度无虚日。年四十筑玉山草堂，其中“园池、亭榭、馆阁、声伎之盛，甲于天下，天下胜流，多往游其间，成为元末二十余年东南文人最大的活动中心”。同时顾瑛非仅具豪兴，其“文采风流，亦倾动一时”。顾瑛能与铁崖一派别出心裁，其诗风温婉、幽澹而出以清迥。我个人更喜欢顾瑛之诗。从顾瑛情况中我们能看到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所言之，士在近代中国的变化，既士开始与商互动并契合，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士魂商才”，明中期的文坛领袖王世贞在他《葊州山人四部稿》与《葊州山人续稿》中为商贾撰写墓志铭与传记有60多篇。并且他总结当时的商人（以徽商与苏州商人为主）两个主要特征：一是转修诗书，儒商并行，义利兼顾，二是挣脱束缚，纵情享受，畅舒心志，逍遥自在。以上两个方面其实是士商关系转关、契合的重点。而这种转关、契合之处我们在元末的玉山雅集中是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的。所以说这种士商关系的契合是玉山雅集不同于之前所有雅集的异数之处。存在这种异数之处的深层原因是由多种因素组合而成：比如政治政策（元代重商主义）、儒商伦理道德的重建、文人个体心态的转变和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等多重因素），用费正清的理论说，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近代化是始于南宋的商品经济。其间虽曲折变化，几经中断，最后还是在明中晚期全面的开花，并硕果累累。这其间元末的玉山草堂的名士们其实是用文学的方式表达了中国文化中的这种变化。
再谈谈汇集，顾瑛与袁华将历次唱和与寄赠之作共三千三百余首，其中绝大数是诗，还有少量的散文和赋与词汇编成四种集子《玉山名胜集》12、《玉山名胜外集》、《玉山纪游》和《草堂雅集》13，《四库全书总目、草堂雅集》提要日：“元季诗家，此数十余卷具其梗概，一代精华，略备于上。”因而，这些诗集较为真实、典型地反映了当时的诗坛风气、审美趋向与文人心态。在玉山雅集之前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哪一个雅集能如此大规模的汇集诗酒雅会之诗文，我在翻看这四种集子时明显感到顾瑛对汇集诗文时的精心布局，先是名胜对联，然后题咏，然后分韵唱和，时或有序有词，这样的精心设置之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顾瑛在享受这种种过程，而且可以感到顾氏隐藏在集子之后的那个雄心，记录的过程正如阅读理解的过程一样，玉山草堂诗酒之会的盛况也必在后代的阅读的过程中通过想象加以复原，同时在这个复原的过程中玉山雅会必会得以不朽与中国文学史。正如而《四库全书总目*玉山名胜集》提要评日：“其所居池馆之盛，甲于东南，一时胜流，多从之游宴。…..元季知名之士，列其间者十之八九。考宴集唱和之盛，始于金谷、兰亭；园林题咏之多，肇于辋川、云溪；其宾客之佳，文辞之富，则未有过于是集者。虽遭逢衰世有托？，而文采风流映照一世，数百年后，犹想见之，录存其书，亦千载艺林之佳话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