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独著或与人合著的《中国介形虫化石层位的分布》、《中国的介形类化石》、《关于中国新生代地层的划分对比问题》、《中国介形类化石》等是中国介形类古生物学与生物地层学最系统、全面的总结性著作。她的研究成果在中国石油天然气地质勘探开发中应用很广，成效很大。为中国科研、教学、生产部门培养大批介形类古生物学工作者作出了重大贡献。
侯祐堂-简历1919年5月23日 生于河北省高阳县河西村。
1935年 毕业于北平市燕冀中学初中，考入志成中学高中。
1939年 毕业于重庆市芜湖萃文中学高中。
1940-1944年 在重庆大学理学院地质系学习。
1944年 在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工作。
1946年 任南京市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地理系助教。
1947年 任南京市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图书馆管理员。
1951年 任南京市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实习员。
1953年 任南京中科院古生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956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6-1979年 任南京中科院古生物研究所（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名誉委员。
1980年 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1979年、1984年、1989年 当选为中国古生物学会第3、第4、第5届理事会理事。
1983年 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当选为江苏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92年 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世界著名的地层古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侯祐堂研究员，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1月18日12时45分，在南京逝世，享年92岁。
侯祐堂-生平侯祐堂，女，1919年5月23日生于河北省高阳县河西村，其父侯德封是著名地质学家（后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9岁时，父亲当时在北平农矿部（后为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任技士。她随母亲来到北平父亲身边上小学。13岁时，升人北平燕冀中学初中部，初中毕业后，考入北平志成中学高中。刚念完高中二年级，“七七事变”爆发。当时，她父亲在山西太原晋绥矿产测探局矿产课任技正、课长。她父亲后来南下到湖南长沙，又到四川重庆，应新成立的四川省地质调查所所长李春昱之聘，任该所技正。侯祐堂亦随母亲、弟弟，辗转到了重庆，学业受到了很大影响。后来，在由安徽芜湖内迁重庆的萃文中学完成了高中三年级的学业，于1940年（21岁时）考入重庆大学理学院地质系。
她在重庆大学地质系受到很好的教育。著名地质学家朱森、俞建章先后担任该系的系主任，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李春昱等也曾在该系兼课，该系的师资阵容很强。该系毕业生后来大多成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骨干栋梁。1942年，经济部长翁文灏、政务次长秦汾、常务次长潘宜之聘李春昱担任该部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四川省地质调查所所长一职由侯德封继任。1944年，侯祐堂从重庆大学地质系毕业后到父亲任所长的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工作。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随国民政府复员回南京。该所所长李春昱又邀侯德封去该所工作，侯祐堂又随父亲到南京，先后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工作。1949年初，与留美归来的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技士杨敬之结婚。生有一女一子，现都在南京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侯祐堂、杨敬之夫妇都于1951年调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以后相继为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一直工作至今，历半个多世纪，他俩都已成为中国地质学、古生物学、地层学的权威科学家。侯祐堂是中国介形类古生物学、生物地层学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杨敬之则是中国苔藓虫、层孔虫古生物学与生物地层学、石炭纪地层学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侯祐堂1953年由研究实习员晋升为助理研究员，1956年升任副研究员，担任过研究室副主任、主任，1980年至今，为该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该所学术委员会委员，现为名誉委员。
侯祐堂工作十分出色。1956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获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工作奖三等奖。1960年又获该所跃进奖一等奖，同年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及“江苏省三八红旗手”光荣称号。她辉煌的学术成就得到地质古生物学界同行一致肯定和赞誉。1979年、1984年、1989年连续当选为中国古生物学会第三、第四、第五届理事会理事。1979年起，她又担任了中国古生物学会与科学出版社联合组成的《古生物学基础理论丛书》及《古生物学论著丛书》编辑委员会委员。她还担任过中国微体古生物学会副理事长兼介形虫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甲壳动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常务委员、名誉委员。
侯祐堂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她曾当选为江苏省第三、第五、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长期担任江苏省及南京市妇女联合会常务委员。
侯祐堂-突出贡献从1954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几乎年年有分配到古生物研究所介形类专业组的年轻同志，或大学毕业，或留苏归来，队伍日益壮大。侯祐堂不仅言传身教，而且采取以老带新、层层帮、人人带的办法，到1981年庆祝建所30周年时，该专业组已有12人。如果以侯祐堂为第一代的话，其余11人（陈德琼、黄宝仁、施从广、杨恒仁、何俊德、郑淑英、叶春晖、勾韵娴、王尚启、曹美珍、耿良玉）可看作是第二代，改革开放时期又招收了很多研究生，或从其他部门调进来的年轻同志，可以算是第三代。于是该专业组也就形成了结构合理的人才梯队。四五十年来，该专业组这一科研集体，无论人员数量，还是发表成果（论文、专著），在全国介形类古生物学界都是首屈一指、独占鳌头的。他们还建立了介形类化石处理分析实验室，培养了实验人员7人，有1人已达到技师（工程师）水平。
以侯祐堂为首的该专业组还担负了为全国介形类古生物学事业培养人才的光荣任务。从1956年起，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生产部门、野外地质队等先后派到该所该专业组进修、学习的人员共达100多人次。他们成为自己单位介形类古生物学研究的骨干，并且建立了自己的分析处理实验室。
侯祐堂并非坐等外单位到他们那里去学习、取经，还主动到全国各地传经送宝。她去得最多的自然是介形虫化石应用最广最有效的石油勘探地区和各油田，她先后去过松辽地区（1957，即后来的大庆油田）、江苏油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大港油田（1964）、江汉油田（1972）、辽河油田（1975）、胜利油田（1975）。1978年她以59岁高龄还去条件艰苦的柴达木油田考察，油田当局特别派了医生、带了氧气筒由甘肃敦煌接她到柴达木冷湖油田，完成任务后，她又去新疆塔里木盆地考察。她在对各油田及石油勘探区中、新生代地层及生物群的沉积特征和生活环境有了系统的了解后，逐渐形成了新的研究课题，探讨各地区地层顺序及化石组合，进一步考虑介形类动物群横向的地理分区和纵向的演化等等，常常与各地区兄弟单位同行共同发表论文和专著，这样做既创造了新的成绩，又帮助了基层同行友人的进步与提高，从而把中国整个介形类古生物学推进到更新的阶段。
侯祐堂不但是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介形类专业组的组织管理者，而且是全国介形类古生物学界的学科带头人。她对于业务工作的提高，特别注意了几个方面。首先，要急国家之所急，承担生产中的研究任务，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其次，要带着生产中提出的问题，到有利于解决问题的地区和单位，系统观察采集，搜罗第一手材料，针对问题，进行研究。第三，切忌单打一，因为单一学科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难以再深入发展下去，所以，必须创造条件使多学科、多手段相互渗透，综合研究，针对重大关键问题，联合攻关，才能取得突破，产生更大效益。这些也正是她们专业组的成功之道。
侯祐堂十分注意介形类古生物学知识在广大地质古生物工作者中的普及。1951年，当她刚开始学习和研究介形虫化石时，就把自己初步心得体会写成《介形虫的简单介绍》一文，发表在《地质论评》上。为了满足大规模地质普查勘探工作的急需，中科院古生物研究所于1957年编辑了一套《中国标准化石•无脊椎动物》，侯祐堂撰写了其中第三分册的节肢动物门甲壳纲鳃足亚纲及介形虫亚纲。此书简明扼要，文图并茂，在当时的地质实践中起了很大作用。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编辑出版的系列通俗《古生物小丛书》中，侯祐堂、陈德琼、黄宝仁、何俊德撰写的《介形虫化石》一书于1963年出版，对于从事介形类古生物学研究的初学者来说是入门的好向导。
侯祐堂-学术舞台侯祐堂及其专业组十分重视国际学术交流。他们与国外同行学者、友人在出版品（论文抽印本、专著等）方面从未间断过交流，从而使他们随时能掌握本学科研究的世界动态。她本人和专业组人员也多次以访问学者身份出国考察、参观、学习、交流，参加国际会议，以及从事协作科研。
1960年，她去苏联访问了4个月，主要去了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及全苏石油地质勘探研究所，了解其对微体化石分析处理方法和实验室设备。也了解他们对各时代介形类研究的现状。前苏联在对介形虫分析处理方面有“单杯法”、“双杯法”、“苏波金娜法”，值得我们学习。1975年，她曾去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大学等4个单位考察，并观察野外剖面。她又去罗马尼亚地质地球物理研究所参观、访问，并去野外看剖面。1980年，她去美国也访问了4个月，主要访问了美国联邦地质调查所（USGS）的索恩教授和特拉华州立大学地质系的斯维因教授，并参观了几个地区的有关单位，重点观察了美国中、新生代非海相模式标本及发表的标本，与有关学者讨论化石属种鉴定问题。并参观他们的实验室，了解先进仪器设备的使用，以及介形虫化石切片的处理操作等等。趁机她收集了若干专业书刊资料，补充自己的不足，丰富本所图书馆的藏书。侯祐堂与美国斯维因教授合著的《某些有用的非海相中生代介形类的地层时代分布》一文就于1982年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召开的“第8届国际介形类会议”上宣读并出版。
1979年，第7届国际介形类会议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举行，侯祐堂与耿良玉、曹美珍等提交了论文《中国中、新生代介形虫研究之进展》，后在该会议论文集上出版。1985年，侯祐堂出席了在日本静冈举行的第9届国际介形类会议。会间还去东京湾现场采集标本。1986年她又出席了在澳大利亚瓦加瓦加举行的第2届浅海特提斯会议，并去野外观察剖面。通过一系列的国际交流，找出我们与发达国家业务技术上的差距，找到了迎头赶上国际水平的研究方向。同时，也向国际同行友人展示了中国介形类古生物学突飞猛进的光辉成就，弘扬了我们的优势和特长，提高了中国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地位。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侯祐堂有着十分明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她深知一个正直的人必须要做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事，以报答党、国家和人民对自己的培育之恩。她回想起新中国建立以后，妇女地位提高，自己有幸进入科研人员行列，并选择了介形类古生物学为自己主攻方向，本单位又为自己创造了一切必要的条件，自己就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之奋斗终身。她胸襟坦荡，志向宏伟，从不在名利场上角逐，只是埋头于自己的三尺办公桌，在这一方科学净土上脚踏实地，默默耕耘。她一心琢磨的就是为党、为国家“出成果，出人才”，也就是多发表论文、专著，多教导、培养晚进后学者。虽然她没有获得科学界更高的荣誉和头衔，但她毫无怨言，从不计较，她始终对比自己获得更高荣誉的人十分尊重，虚心学习别人的优点。正因为如此，她高尚的人品赢得了更多人真心实意的尊敬和拥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