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张紘（152—212），字子纲，广陵（今江苏扬州）人，是东吴前期的重要谋士，曾为孙策制定割据江东、问鼎中原、匡辅汉室、成桓文霸业的战略发展大计。先后辅佐孙策、孙权二主。
人物生平一
从张紘所受教育来看，其出身应不算低，当为淮、泗地主集团中人士。史籍记载：张紘受过严格正规的儒学教育。青年时期游学京都，“入太学，事博士韩宗，治京氏《易》、欧阳《尚书》。又于外黄（今河南杞县东）从濮阳闓受《韩诗》及《礼记》、《左氏春秋》”，乃一典型儒家知识分子。完成学业后回到本郡，被推举为茂才。此时正是东汉统治最黑暗的时期，张紘虽已名声远播，但严守儒家道统，“大将军何进、太尉朱儁、司空荀爽三府辟为掾，皆称疾不就”〔1〕。
孙策，其父孙坚因镇压黄巾起义有功升为别部司马，后投靠袁术。汉献帝初平三年（192），袁术与刘表争夺荆州，孙坚为先锋，追击刘表大将黄祖至距襄阳十里的岘山时，为黄祖军士暗箭射杀。孙坚长子孙策当时虽年仅17 岁，但志向远大，为父报仇心切，求贤若渴。闻张紘名，“数诣紘，咨以世务”，终于感动了张紘， 也使张紘有得遇明主之感。张紘向孙策献计曰：“昔周道陵迟，齐、晋并兴；王室已宁，诸侯贡职。今君绍先侯之轨，有骁武之名，若投丹阳， 收兵吴、会，则荆、扬可一，仇敌可报。据长江， 奋威德，诛除群秽，匡辅汉室，功业侔于桓、文， 岂徒外藩而已哉？”在这段话里，张紘为孙策确定了战略发展方向。孙策听后豁然开朗，顿觉前途一片光明，曰：“一与君同符合契，有永固之分。”〔1〕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这个战略决策是正确的，对以后孙氏势力的发展壮大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孙策谨记张紘的指点，先投奔时任丹阳太守的舅父吴景，借其影响，招募兵士数百人，于献帝兴平元年（194）前往寿春投靠袁术，说服袁术将孙坚旧部千余人交与己。兴平二年（195）， 孙策借口帮助袁术平定江东，开始向江东发展。袁术拜孙策为折冲校尉，行殄寇将军。孙策以张紘为正议校尉，以张昭为长史，“紘与张昭并与参谋，常令一人居守，一人从征讨”〔1〕。策谓紘曰：“以老母弱弟委付于君，策无复回顾之忧。”〔1〕可见，孙策以留守之任委于张紘，以随军征讨之任委于张昭，二人分工明确，皆为孙策谋谟之臣。
建安元年（196）八月，袁术准备称帝。孙策命张紘修书与袁术，力劝切勿称帝。信中指出： 就连贪淫残暴的董卓，虽然废了少帝，自己也未敢称帝。如果比董卓做得更过分，是难有好下场的。此信写得大气磅礴、犀利深刻，表面看是劝袁术不要称帝，实际是对袁术的鞭挞和警告， 也向世人表明孙策决不与袁术同流合污，这就为孙策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关于此信的作者，亦有云系张昭所作，但此说不可靠。裴松之注云：“《典略》云张昭之辞。臣松之以为张昭名虽重，然不如紘之文也，此书必紘所作。”〔1〕可见，在文才上，张紘胜于张昭。袁术对孙策的劝戒并不予采纳，孙策遂与之断绝了关系。建安四年（199），为表示尊奉朝廷，也为自己割据江东谋取有利的外部条件，孙策派正议校尉张紘奉章至许昌，并进献大批江东土特产。
有关张紘此次出使的情况，史书记载曰：“紘至， 与在朝公卿及知旧述策才略绝异，平定三郡，风行草偃，加以忠敬款诚，乃心王室。时曹公为司空，欲加恩厚，以悦远人，至乃优文褒崇，改号加封。辟紘为掾，举高第，补侍御史，后以紘为九江太守。紘心恋旧恩，思还反命，以疾固辞。”〔1〕
曹操此举，意在削弱孙策，断其左右臂。此前吕布据徐州，曾企图拉拢张紘，“吕布袭取徐州，因为之牧，不欲令紘与策从事。追举茂才，移书发遣紘。紘心恶布，耻为之屈。策亦重惜紘，欲以自辅，答记不遣”〔1〕。曹操用意，正与吕布同。张紘乃忠义之士，并不为高官厚禄所动，固辞， 以示忠于旧主。然而，曹操以献帝的名义挽留张紘，张紘难以抗命，只好暂时留在北方。张紘此次出使北方，既代表孙策表示尊崇汉室，不主张称帝，又宣扬了孙策的功勋。曹操为抚纳孙策，上表拜策为讨逆将军，进封吴侯。
二
孙策自兴平二年（195）渡江创业，至建安五年（200），已据有扬州五郡，为割据江东奠定了基业。建安五年（200），孙策在打猎时遭仇敌暗箭，身受重伤，自知不久于人世，嘱托张昭等人曰：“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明确地交代弟弟孙权要以守保江东为己任，“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1〕。要孙权放弃原定以江东为基业一统江南，然后北上逐鹿中原、称霸群雄的计划，退攻为守，凭靠长江天险，举贤任能，善保江东。孙策临死前对既定国策的调整不仅基于对孙权作为领袖的品性、才能的考虑，更是基于当时天下各方势力的变化。是时，不仅江东豪族割据州郡不从孙氏，就连南渡的北方之士也为各自的安危考虑，对孙权持怀疑观望态度。不久，曹操在官渡之战中打败袁绍，统一了北方，势力空前强盛，江东许多人欲背叛新主孙权，往依曹操，各地叛乱纷起。孙辅和李术几股离心势力虽均被孙权翦除，但足以说明孙权即位之初政权极不稳定。
曹操闻孙策死，欲趁机伐吴。因出使许昌而滞留在北的张紘力谏：“趁人之丧，既非古义， 若其不克，成仇弃好，不如因而厚之。”从表面上看，张紘是在为曹操着想，但实际上，张紘是在孙权和曹操中间极力斡旋，争取形势向有利于孙权的方向发展，因为如果此时曹操发兵伐吴， 对根基未稳的孙权来说弊多利少。曹操听了张紘的建议，又考虑到当时尚不具备灭吴的条件， 对待孙权仍须以安抚招降为主，乃从其言，上表请封孙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建安六年）， 以示恩宠。曹操对张紘极力拉拢，“欲令紘辅权内附，出紘为会稽东部都尉”〔1〕，即便此目的不能达到，也可以离间孙权和张紘的关系。张紘则趁此机会回到江东。张紘不忘孙策旧恩，竭忠尽力辅佐孙权。史载：“孙权初承统，春秋方富，太夫人以方外多难，身怀忧劳，数有优令辞谢，付嘱以辅助之意。..权每有异事密计及章表书记，与四方交结，常令紘与张昭草创撰作。紘以破虏有破走董卓，扶持汉室之功；讨逆平定江外，建立大业，宜有纪颂以昭公义。既成，呈权，权省读悲感，曰：君真识孤家门阀阅也。”“初，权于群臣多呼其字，惟呼张昭曰张公， 紘曰东部，所以重二人也。”〔1〕“或以紘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于此，权不以介意。”〔1〕孙权对张紘虽表面上做到了信任不疑，但张紘这段使北并受到曹操器重的经历，还是在孙权的内心留下了阴影。曹操委任张紘会稽东部都尉一职，辅佐会稽太守孙权掌兵，孙权却未敢实授其职，而是令其遥领，即是一证。陈寿《三国志》记载：建安八年（203），孙权讨江夏，“以东部少事， 命紘居守，遥领所职”〔1〕。卢弼《三国志集解》引王懋竑议曰：“权遣紘之部当在建安七年（202）， （是年）太夫人卒。后至十二年（207），征黄祖， 始令紘居守，遥领所部。..则破黄祖，后紘又远之部矣。”〔2〕敏锐的张紘对此亦有所觉察，故时时表现得谦虚谨慎，以避猜疑。建安八年，孙权讨江夏还军后，“以紘有镇守之劳，欲论功加赏。紘厚自挹损，不敢蒙宠，权不夺其志”〔1〕。
孙权胸怀大志，并不满足于只是守保江东。鲁肃力劝孙权图谋帝王之业。他将张紘为孙策制定的战略目标作了修改：以江东为基业全据长江，伺机称帝建国，成就汉高祖之业。鲁肃的话暗合了孙权欲有一番大作为的志向，使孙权坚定了称帝的思想，故而孙权对鲁肃“益贵重之”〔1〕。只是由于曹操仍以汉帝号令天下，孙权尚不敢公开放弃扶保汉室的旗号。鲁肃的受器重，显露出了孙权和张紘在意识观念上的分歧， 张紘渐被疏远。
三
建安十三年（208）发生了彪炳史册的赤壁之战，张紘是否参与了这场战役的谋划和决策， 陈寿对此没有记载。不过，卢弼在《三国志集解》中引王懋竑言留下一句非常简略的记载： “建安十三年（208）秋九月后，曹东下，紘不与议。”〔2〕这一句话给我们透露了非常重要的信息：战前那场孙权君臣有关战与降的论争和谋划，身为孙权重要谋士的张紘却没有参与。张紘“不与议”的原因分析起来不外两点：第一，鉴于张紘有留北的历史，孙权一直心存疑忌，此次曹操南下，事关孙权的存亡，内心深处不愿降曹的孙权定然不会让张紘参与决策；第二，依张紘的处世态度，张紘自己也会退让避嫌。值得注意的是，与张紘同时受到孙策重用的谋士张昭、秦松等人由于主张迎曹，由此失去了孙权往日的倚重和信任。史载，赤壁之战前，周瑜从军事上分析了战胜曹操的可能性，孙权受到鼓舞，抗曹的信心大增，对周瑜说：“公瑾（周瑜字），卿言至此，甚合孤意。子布（张昭字）、文表（秦松字） 诸人，各顾妻子，挟持私虑，深失所望，独卿与子敬（鲁肃字子敬）与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赞孤也。”〔1〕这一事件后，孙权对张昭、秦松诸人大失所望，转而越来越器重周瑜、鲁肃。直至孙权称帝，仍不能原谅张昭等人，“权既即尊位，请会百官，归功于周瑜。昭举笏欲褒赞功德，未及言， 权曰：‘如张公之言，今已乞食矣。’昭大惭，伏地流汗”〔1〕。张昭所面临的尴尬可想而知。而孙权对张紘如卢弼所言：“权之外尊礼而内疏之， 亦与昭同。”〔2〕
是年十二月，孙权率领十万大军第一次围攻合肥，“以紘为长史，从征合肥”。这一人事安排颇耐人寻味。在此之前，长史一职一直由张昭担任。及孙权即立，“昭复为权长史，授任如前”〔1〕。此次出征，孙权罢张昭长史一职，却又不实授官职，这显然与前述事件有关。而张紘所任也由东部校尉改为长史，秩由二千石降为千石，官品由五品降为六品。孙权最终还是将曹操委任张紘的东部都尉一职给罢免了，令其为随军长史，助划方略。孙权攻合肥，近期目的是开拓合肥东、西、北三面的用兵空间，把防线由长江北岸开拓到淮河流域，最终目的则是问鼎中原。曹操加强了对合肥的防守。孙权攻合肥百余日不下，不得不于次年三月烧营退兵。
建安十四年（209）十二月，曹操命张辽、乐进率七千人屯扎合肥。同时，为解决守军的粮食供应，又在淮南各地屯田，以为长久之计。而孙权于建安十五年（210）控制了交州七郡后，也把注意力投向淮南。张紘认为秣陵（今南京） “有王者都邑之气”，宜为都。孙权“善其议，未能从”。此后又经刘备建议，孙权乃于次年把都城从京口西迁至秣陵。〔1〕建安十七年（212），作石头城，改秣陵为建业。孙权移都秣陵，除了因其“钟山龙蟠，石城虎踞”，有王者之气，形势险要外，还在于可将其作为近争淮南、远取许昌的便捷的后方战略据点。
孙、曹间围绕合肥的争夺从建安十三年
（208）至建安二十四年（219），持续了11 年，孙权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少战绩。对于孙权出兵争夺合肥，张紘从第一次攻打合肥失利后已认识到这一决策是错误的。孙权于建安15 年（210） 又复出军，张紘谏曰：“自古帝王受命之君，虽有皇灵佐于上，文德播于下，亦赖武功以昭其勋。然而贵于时动，乃后为威耳。今麾下值四百之厄，有扶危之功，亦且隐息师徒，广开播殖，任贤使能，务崇宽惠，顺天命以行诛，可不劳而定也。”〔1〕可见，张紘反对出兵合肥的理由主要是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当务之急应是停止大规模用兵，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生产、任用贤能、治理内政上。等待时机成熟再出兵合肥，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张紘的意见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因为从当时孙、曹力量对比来看，孙权兵力不足，更缺少有陆地作战经验的骑兵部队，不宜与曹操在淮南战场展开反复争夺。且北上出兵远征，劳师糜饷，以孙权经济实力而言，难以长期支持。孙权接受了张紘的劝谏，这一年没有出兵。建安十七年（212），张紘返吴迎接家眷，不料途中病卒，享年六十岁，止于长史任上。这以后，孙权将张紘的劝谏置于脑后，急于建功树威，连连对合肥用兵，却没有取得多大成效，反而劳民伤财。
四
孙权对张紘“外尊礼而内疏之”，表面看，是由于张紘有留北的历史，孙权对此心存疑忌，但究其深层原因，还在于二人意识观念上的不同。如前所述，张紘乃典型儒家知识分子，封建正统观念浓厚，始终把复兴汉室当作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并把实现这一理想寄托在孙策兄弟身上，为孙策制定了割据江东、问鼎中原、匡辅汉室、成就桓文霸业的战略发展计划。而孙权则不同，在他即位之初（建安五年）就已萌发了帝王思想，故当是年来投的鲁肃第一个向他建议成就帝王之业的时候，孙权对张昭的非议不但“不以介意”，反而“益贵重之（鲁肃）”〔1〕，与鲁肃志同道合。孙权在后来称帝以后，与陆逊论及已去世的鲁肃时，仍很感慨地说：“公谨（周瑜）昔要（邀）子敬（鲁肃）来东，至达于孤。孤与宴语，便及大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常以比方邓禹也。”〔1〕孙权把鲁肃比做最早启发刘秀脱离更始政权而自图帝业的邓禹，引为政治上的知己，其对张紘、张昭等人的疏远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所谓志不同，不与谋，故而，孙权对长史张紘的多次建议和进谏采纳不积极。有的学者认为：张紘之所以受到孙权的疏远，是由于“淮、泗武人集团和北方流寓士人地主同江东孙氏宗亲及江东大族在权力分配方面的矛盾斗争”②所致，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张紘好文学，善诗赋，“著诗赋铭诔十余篇”〔1〕，陈琳在北方见之大为欣赏，“以示人曰： 此吾乡里张子纲所作也”，并自谦地把自己与张紘、张昭比做“小巫见大巫，神气尽矣”〔1〕，可见张紘文才之高。张紘又善楷、篆，深得“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等人的好评。建安四年（199），张紘出使许昌，“与少府孔融等皆与亲善”〔1〕，“与孔融书，自书。融遗紘书曰：前劳手笔，多篆书。每举篇见字，欣然独笑，如复睹其人也”〔1〕。称张紘为三国时期著名的谋略家、文学家、书法家当不为过。.
注释：
① 卢弼《三国志集解》第998 页注：“王懋竑曰：张紘与张昭俱为策谋谟之臣，策待之亚于张昭。”
② 参见高敏著《试论孙吴建国过程中北方地主集团与江东地主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载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 年第1 期。
参考文献：
〔1〕陈寿. 三国志〔M〕. 裴松之注. 北京：中华书局，1982. 1243；1103；1243；1103；1106；1244；1243；1109；1244； 1244；1244；1244；1268；1262；1222；1220；1246；1245；1269；1280；1246；1246；1243；1247.
〔2〕卢弼. 三国志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998；998；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