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谜题是20世纪初，中国现代史学的先躯者、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先生提出的一个历史研究课题,他在当时的《新民丛报》上提出：“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见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哥达嘉马发见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我国民虽稍食其赐，亦几希焉。则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
不用说梁启超先生感到迷惑，现代历史学家对上述历史现象也迷惑不解，并把它称为“郑和谜题”。与“郑和谜题”同时产生的是科学技术历史上的“李约瑟难题”.
郑和下西洋是官办的航海活动，是在明朝皇帝的旨意下进行的大规模远航活动，具有鲜明的官办特色，明朝皇帝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力，调动全国的人力、财力、物力组织船队，进行远航，为实现一定的政治、军事目的，可以不计成本，不顾经济效益，但是，这样的远航是不能持续的，这注定了郑和下西洋只能昙花一现。可以这样说，郑和下西洋这一航海奇迹出现在明代封建社会是偶然的，不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反观哥伦布等西方航海家的航海活动，它们是发生在15—16世纪欧洲出现了商品经济生产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国家，那里出现了新兴的资产阶级，需要黄金，需要财富，进行资本积累，也需要商品生产的原料、市场。西方航海家的航海探险活动正是为了满足这种社会需要。西方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远航探险，以发现新航路、新大陆。同时，西方航海家的航海探险不是官办的航海活动，没有官方参于，而是在利益驱动下，为了获利目的开始了航海探险，寻找新航路、新大陆，以获取财富。可以这样说，发生于15—16世纪的西方航海家的航海活动是必然的，是西方国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1984年秋天，伟人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谈改革开放时说：“恐怕明朝明成祖的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在邓小平过问下，1985年，中央在南京召开纪念郑和下西洋580周年大会。此后，在江苏南京、太仓，福建长乐，云南昆明，北京等省市相继成立郑和研究会或郑和下西洋研究会，召开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报告会、学术讨论会，对郑和下西洋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讨论，在全国各地及海内外兴起一个“学习郑和，研究郑和，宣传郑和”的热潮，人们颂扬郑和，研究郑和，评说郑和下西洋，试图解开郑和下西洋这一航海谜题
（施鹤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