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赔钱减刑”、“花钱买命”只能适用于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一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主观恶性较深案件，即使积极赔偿，也不能从轻或减刑。
适用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1]《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基本刑事司法政策，贯穿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罚执行的全过程，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在新时期的继承、发展和完善，是司法机关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保护人民、保障人权、正确实施国家法律的指南。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介绍说，《意见》不是提供具体的定罪量刑标准，而是重在解决政策导向问题，从宽和从严都必须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做到宽严有据，罚当其罪。
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不被判处死刑的刑事案件被告人，如果能够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法院在判决时可以酌情从轻处理。这一做法被通俗地理解是“赔钱减刑”，曾一再引发争议。今天公布的《意见》明确，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并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属对被告人表示谅解的，应当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犯罪情节轻微，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不需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五庭庭长高贵君表示，《意见》明确了“赔钱减刑”、“花钱买命”的适用范围，只能适用于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不是所有案件都适用，一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主观恶性较深的案件，即使积极赔偿，也不能从轻或减轻刑事处罚，此外，被告人积极赔偿的同时，必须认罪、悔罪。
《意见》规定，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滥用职权、失职渎职的严重犯罪，黑恶势力犯罪、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制售伪劣食品药品所涉及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发生在社会保障、征地拆迁、灾后重建、企业改制、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社会影响恶劣、群众反映强烈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发生在经济社会建设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的严重商业贿赂犯罪等，要依法从严惩处。
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和商业贿赂犯罪中性质恶劣、情节严重、涉案范围广、影响面大的，或者案发后隐瞒犯罪事实、毁灭证据、订立攻守同盟、负案潜逃等拒不认罪悔罪的，要坚决依法从严惩处。
对于被告人犯罪所得数额不大，但对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职务犯罪和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也应依法从严惩处。
要严格掌握职务犯罪法定减轻处罚情节的认定标准与减轻处罚的幅度，严格控制依法减轻处罚后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适用缓刑的范围，切实规范职务犯罪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适用。
《意见》较为全面地规定了“从宽”处罚的情形以及如何正确把握从宽情节，如规定“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但犯罪情节轻微，或者未成年人、在校学生实施的较轻犯罪，或者被告人具有犯罪预备、犯罪中止、从犯、胁从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等情节，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意见》对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提出了原则性的指导意见，如对老年人犯罪是否从宽处理，法律没有规定。对此，《意见》明确规定：“对于老年人犯罪，要充分考虑其犯罪的动机、目的、情节、后果以及悔罪表现等，并结合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酌情予以从宽处罚。”这一规定的法律依据是刑法第六十一条“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关于量刑基本原则的规定。
《意见》对于司法实践中有分歧意见的问题，特别予以明确。如规定“对于亲属以不同形式送被告人归案或协助司法机关抓获被告人而认定为自首的，原则上都应当依法从宽处罚；有的虽然不能认定为自首，但考虑到被告人亲属支持司法机关工作，促使被告人到案、认罪、悔罪，在决定对被告人具体处罚时，也应当予以充分考虑”。
《意见》指出，要准确理解和严格执行“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政策。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论罪应当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要依法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统一死刑案件的裁判标准，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