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范军，安徽泾县人，一九五五年从家乡考入全国著名的八大院校之一的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的前身）。从小就抱有“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吴范军在大学期间勤奋读书，涉猎广泛，关心政治，追求真理，更关心祖国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所以，到了两年后的那场反右派运动，他凭借一身的青春与热血去“飞蛾扑火”，主动上钩，中了“引蛇出洞”的“阳谋”，成为政治神坛上的“祭品”。今天看来，吴范军之所以成为学生右派，不仅仅是时代的错位，也是他自身在劫难逃一种定数。因为性格即命运也！
一九五七年的夏天，二十二岁的吴范军积极响应上级领导和党组织“向党提意见”的号召，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挑战权威，怀疑一切，写下了一篇警世骇俗大字报：《批判马克思》。文中以犀利独到的见解，剖析了马克思主义几个已经过时的流行观点和比较偏颇理论口号，直捣被奉为圭臬的共产主义思想理论库的老巢。此文一出，无异于振聋发聩般石破天惊，引发北京高校的一片震惊与哗然。不难想象，一夜之间，他就这样由一个“天之骄子”沦落为“右派分子”，而且是“极右分子”，是臭名昭著的“全国大学生中顶尖级的大右派”。与此同时，铺天盖地的大批判也迎面袭来，除去“面对面口诛笔伐的批斗会”外，仅是北京市委所属的《北京日报》，就专门辟出几个整版用来“批倒批臭，批深批透右派学生吴范军！”
逆境之中，吴范军信守“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的人生信条，他坦然无畏，笑对风暴，坚守自己的信念，从不委曲求全、言不由衷地去违心认错。这样的顽固典型，在当年全国三百四十多万（不是官方所称的五十五万）名“右派分子”之中，也是罕见的。彷佛是阴差阳错一样，由于他的这种“极硬极右”，反倒因祸得福，没有像绝大多数右派分子那样被无罪流放，而是继续羁留在钢院当作“反面教员”和“活靶子”被随时揪斗。直到二十二年后的七十年代末，吴范军才和全国所有的“右派分子”一样，得到“改正”，重获新生，成为钢铁学院的一名教师。
到了八十年代，一生尚未婚娶的的吴范军遇到了他的另一半，就是在文革期间写出反对血统论文章《出身论》、并惨遭当局杀害的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当时的遇罗锦，因《一个冬天的童话》而一炮打响，成为名人，紧接着又因为《春天的童话》被查禁，人也被批判。两人同惺惺相惜，喜结连理。这段婚姻一度成为当年新闻聚焦的热点话题。后来，由于不可宣示原因，遇罗锦远走天涯，这对患难夫妻又告仳离，撇下了孤零零一人的吴范军。
此后，身患多种疾病的吴范军又失去公职。虽说在漫长的坎坷与折磨之后还留下条命，但也成了一个既无工资，又无低保的“社会边缘人”。十多年来，他一直面临着风烛残年、苟延残喘的困窘境地。尽管如此，但仍没有放弃忧国忧民的责任感和嫉恶如仇的正义感，还在时时关心关注着比他更困苦的底层社会，表现出始终如一、宽厚善良的仁爱心怀。
吴范军辞世后，当年另两个著名的“右派学生”林希翎和谭天荣都送有花圈致哀。林希翎托人所送的挽联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那首古诗，也衬托出“右派学生”吴范军那令人唏嘘扼腕的一生：
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