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信息【名称】《舂陵行》
【年代】中唐
【作者】元结
【体裁】五言古诗
作品原文舂陵行（并序）
癸卯岁，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旧四万余户，经贼已来，不满四千，大半不胜赋税。到官未五十日，承诸使征求符牒二百余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贬削。”於戏！若悉应其命，则州县破乱，刺史欲焉逃罪；若不应命，又即获罪戾，必不免也。吾将守官，静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舂陵故地，故作《舂陵行》以达下情。
军国多所需，切责在有司。
有司临郡县，刑法竞欲施。
供给岂不忧？征敛又可悲。
州小经乱亡，遗人实困疲。
大乡无十家，大族命单羸。
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
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
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扑之！
邮亭传急符，来往迹相追。
更无宽大恩，但有迫促期。
欲令鬻儿女，言发恐乱随。
悉使索其家，而又无生资。
听彼道路言，怨伤谁复知！
“去冬山贼来，杀夺几无遗。
所愿见王官，抚养以惠慈。
奈何重驱逐，不使存活为！”
安人天子命，符节我所持。
州县忽乱亡，得罪复是谁？
逋缓违诏令，蒙责固其宜。
前贤重守分，恶以祸福移。
亦云贵守官，不爱能适时。
顾惟孱弱者，正直当不亏。
何人采国风，吾欲献此辞。[1]
作品鉴赏公元763年（唐代宗广德元年），诗人任道州刺史，道州原有四万多户人家，几经兵荒马乱，剩下的还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人民困苦不堪，而官府的横征暴敛却有增无减。元结目睹民不聊生的惨状，曾上书为民请命，并在任所修建民舍、提供耕地、免减徭役。这道诗反映了当时苦难的现实，表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全诗分为三部分。前四句是第一部分，写上情，概括叙述了赋税繁杂，官吏严刑催逼的情况。“军国多所需”是人民痛苦的根源，诗人痛感于赋税的繁重，因此开篇单刀直入。接着引出下文。“切责在有司，有司临郡县”，顶针句式的运用，从形式上造成一种紧迫感，说明上级官府催促之急。短短数语，渲染了一种阴森恐怖的气氛。
“供给岂不忧”至“况乃鞭扑之”是第二部分，写下情，具体描述百姓困苦不堪的处境。前两句“忧”与“悲”对举，通过反诘、感叹语气的变化，刻画了一个封建时代的善良的官吏的矛盾心理：既忧虑军国的供给，又悲悯沉重征敛下的百姓。诗句充满对急征暴敛的反感和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在这屡经乱亡的年代，百姓负担沉重，“困疲”已极。“大乡”“大族”尚且以草根树皮为食，小乡小户的困苦情况就更不堪设想了。“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只用两句诗，就刻划出被统治阶级盘剥的百姓的孱弱形象。由此而引起的诗人的同情和感慨，“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扑之”，又为第三部分的描写埋下了伏线。
前两部分从大处着笔，勾勒出广阔的社会背景，下面又从细处落墨，抽出具体的催租场景进行细致的描写。“邮亭传急符”以下是第三部分，写诗人在催征赋税时的思想活动。
诗人先用“急符”二字交代催征的紧急，接着以“来往迹相追”补充，一个“追”字，形象地展现出急迫的情状。诗人深受其累，在这首诗的自序中说：“到官未五十日，承诸使征求符牒二百余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贬削。’”他对此异常不满，明确指责这种“迫促”毫无“宽大”之“恩”。
接着集中笔墨揭示诗人的内心世界，将诗人的感情变化描写得委婉，细腻。一开始，诗人设想了各种催缴租税的办法：让他们卖儿卖女——那会逼得他们铤而走险；抄家以偿租赋——他们就没有生活来源。写到这里，诗人荡开一笔，借听到的“道路言”表现人民的怨声载道。“重驱逐”的“重”字，写出官凶于“贼”的腐败政治现实，表现出强烈的怨愤情绪。这就促使诗人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诗人由设法催促征敛，转而决定笃行守分爱民的正直之道，甚至不顾抗诏获罪，毅然违令作出缓租的决定。希望自己的意见能上达君王，请求最高统治者体察下情，改变现状。
在这一部分，诗人发了很多议论。这是他激烈思想斗争的表现，是心声的自然流露。诗人通过这些议论，深刻地展示了自己思想感情的变化。
这首诗以情胜，诗人用朴素古淡的笔墨，倾诉内心深处的真情实感，有一种感人肺腑的力量。诗中心理描写曲折详尽，真实而细致地展现作为封建官吏的诗人，从忧供给到悲征敛，从催逼赋税到顾恤百姓，最后献辞上书，决心“守官”“待罪”（见序），“微婉顿挫”（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序》）。这首诗不尚辞藻，不事雕琢，用白描的手法陈列事实，直抒胸臆，正如元好问所说：“浪翁水乐无宫徵，自是云山韶濩音”（《论诗绝句》），具有一种自然美，本色美。
这首《舂陵行》是元结的代表作之一，曾深得杜甫的欣赏。杜甫在《同元使君舂陵行》诗中说：“观乎《舂陵》作，欻见俊哲情，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指《舂陵行》及《贼退示官吏》）对秋月，一字偕华星。”[1]
作者简介
元结
（719—772），唐代文学家。字次山，号漫叟、聱叟。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公元753年（天宝十二年）登进士第。安史乱起，曾率族人避难猗玗洞，因号猗玗子。公元759年（乾元二年），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史翙幕参谋，招募义兵，抗击叛军，保全十五城。代宗时，任道州刺史，调容州，加封容州都督充本管经略守捉使，政绩颇丰。主张诗歌为政治教化服务，反对“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箧中集序》）的不良风气，开新乐府运动之先声。其诗现实性强烈，触及天宝中期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诗多五言古风，质朴淳厚，笔力遒劲，颇具特色。在散文上也颇有成就。有《元次山集》。[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