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阳，上海市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科研室主任，上海市高级教师。“他觉得做一个应试教育的语文教师，活得毫无尊严。所以他要做些事。”他在家里开设公益人文讲堂，利用周末时间给中学生讲解文学名著、中西思想史及当下社会问题，至今已经走过20年了。除了上课，樊阳还会隔两三周带学生去参访名胜古迹和博物馆等，路上给学生们顺势谈谈文史哲，堪称“文化行走”、“户外课堂”。
这位有着20年教龄的语文老师，一直要求自己的学生能“独立地思考、真诚地表达”。他还记得，自己在中学时代总是有“两种话语体系”：明明有真实的想法，可在考试时，却会写下一些自己并不相信的内容。“我希望学生们说真心话，而不是成为一个个木偶。”他认真地说。
今年42岁的樊阳，个头不高，身材瘦弱，也许是因为常与年轻的学生们交流，他讲话总是眉飞色舞，并且搭配着丰富的手势，看起来更像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
从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他回到老家陕西咸阳，成了厂矿中学的一名语文老师。在那里，因为有感于教材的局限，他开始在课外开设“私塾”，讲授大家感兴趣的“杂学”，包括历史、地理和文学，让学生们接受的教育，更加符合自己“对语文教育的预期”。
此后，他工作调动来到上海。因为没有住房，他在复旦大学的一个花园里恢复了自己的“人文讲堂”。每个周末，他都会在这个花园中的凉亭里和十几个学生一起朗诵诗歌，但结束后，却只能回到自己与十几个老师合住的大宿舍里。
十几年后的今天，樊阳已经买了房，有了自己的家庭，私塾的地址，被移到了如今这座位于上海市区老旧的六层民居里，而内容也更加丰富，除了阅读、讨论，他还曾经领着学生游览苏州河、外滩，甚至集体去了200多公里外的绍兴。在这些行走的过程里，樊阳总是从头到尾滔滔不绝地解说，“就像一个最专业的导游”。
这些知识来源于他从小阅读的积累。年幼的时候，这个在偏远的厂矿里长大的孩子翻遍了自己能看的书籍，甚至一度从地图册上背会了全国的县市和河流。这让他在讲课中总能随性地旁征博引。一位曾经的学生清楚地记得，在讲到杜甫的生平足迹时，这位语文老师竟然在黑板上随手画了一幅颇为成形的中国地图。
生活里的樊阳总显得有些孤单。他坚持了十几年的“私塾”，同事们愿意把小孩送过来学习，却不愿意在自己的生活里效仿，他甚至猜想别人会觉得他是个“异类”。而一些学生家长对于他的工作也并不领情，反而常常担心这样的“私塾”会耽误学习，希望把自己的孩子拉回家。最“失败”的一次，30多个学生，最后只剩下了5个人。“这是我最伤心的事情。”这个娃娃脸的老师提高了音量，“有些孩子最后还是被现实的功利架走了。”甚至，一位家长让孩子离开后，给樊阳发短信，想送些钱过来，当做过去一年的补课费。可樊阳却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他愤怒地回复短信说：“难道我要吃这种嗟来之食吗？”
在这样一次次的“打击”后，这位失落的老师只能从学生那里找到安慰。在私下的QQ群里，学生们称呼他为“老樊”，可面对面的时候，大家总是恭敬地叫他“樊老师”。一位曾经的学生形容，这儿的生活是自己“思想成长和交流的黄金时期”，而另一位学生则说，在此之前，曾经觉得自己的想法很孤单，但在随后阅读的文学作品里，却找到了很多和自己一样追寻内心的人。
“这里是我的精神家园。”这位学生说。在这个精神家园里，樊阳一直努力为学生们挑选着“可以在现代依然滋养心灵的文章”。有时候，他和同学们一起在音乐中充满感情地朗诵拜伦的《西风颂》，一个女孩子形容，那个场面“特别能把你带到诗歌里面去”。
有时候，他们也关注现实的热点事件。一位如今考入北京大学的女生还记得，自己两年前和大家一起讨论云南的“躲猫猫”事件，当时，这位高二的学生主动发言：“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正视这个悲剧，反而让这个悲剧继续下去，这才是最大的悲剧。”
樊阳常常为自己的这些学生自豪。他相信，自己的私塾不仅在教文学，也在培养一批“现代公民”。“我希望他们慢慢建立起独立的人格和精神追求。”讲起这些，这位初中语文老师又露出了雄心勃勃的样子，“中国需要的，不仅是精英，还有更多有独立人格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