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宝煦-简介赵宝煦（1922.11.18.－ ），北京人，祖籍浙江绍兴。政治学家，当代中国政治学主要奠基人之一。现为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中国政治学会顾问，北京市政治学行政学会名誉会长，香港《中国研究》学刊顾问，香港中国研究基金会名誉主席。曾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亚非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国务院学术委员会政治学评议组副组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政治学基金组组长，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政治学行政学会会长，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副会长，中国欧洲学会理事，香港《中国研究》学刊主编，国际政治科学协会（IPSA）执行局委员、理事，《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国际政治分卷）主编。
赵宝煦-经历1922年11月18日出生在一个贫苦的读书人家庭里，自幼随父亲读书识字，10岁才入小学插班读书，因为交不起学费而几次辍学。贫困的岁月里凭着勤奋刻苦取得优秀成绩，从初三到高三连续4年考得第一名得以免交学杂费读完高中。为了追求光明，1943年冬毅然逃离日寇占领下的北平，穿过日寇封锁线，辗转千里来到当时的"民主堡垒"昆明，进入西南联大化工系就读。一年后转入政治学系，师从张奚若、钱端升等老一辈著名政治学家。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复校。遂回到北大政治系继续学业，1948年毕业并留在政治系任教。1952年北大撤消政治系后，调至新建的马列主义教研室讲授马列主义基础，并先后任教研室秘书、副主任、主任至1960年。八年的教学工作使他系统地认识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精神实质,“不唯书”、“不唯上”、“只为实”成为人生基本原则，历经磨难而矢志不渝。1960年北大重建政治系，他是创始人之一。1964年政治系改名为国际政治系，先后担任副系主任和系主任。虽然国政系成立仅两年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但赵师在这两年里做的大量工作为国政系后来的建设和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文革后复出任系主任，以博大的胸怀不计个人恩怨，团结领导全系师生全力推进教学和研究工作。历史证明1952年取消政治学专业是一个错误。1979年响应邓小平关于政治学要“赶快补课”的号召，又汇同国内部分老一辈政治学者一道，为重建中国政治学会和恢复政治学教学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1981年在北大国政系建立了政治学专业。1988年该专业独立为北大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2001年扩展为政府管理学院。
赵宝煦-成绩在治学方面，赵宝煦教授涉猎很广而融会贯通，在政治学基本理论、中国政治、中国对外关系、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和国际政治等方面皆有建树，成果累累。在政治学方面，1982年出版了《政治学概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学教材。1983年在美国出版了英文版学术演讲集《中国政治学的复兴》，并被译成日文、德文、韩文在日本、奥地利和韩国出版。同年在北大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政治学博士点，1985年起正式招生，3年后培养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批政治学博士。1985年在德国出版了《当代中国政治专题研究》。在国际政治方面，1985年在北大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国际政治博士点，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双学科博士生导师。国情研究方面，白手起家，1988年在北大创办了跨学科综合性学术研究及咨询机构-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亲自担任中心主任。针对学界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盛行的严峻局面，明确提出搞实证研究，反对坐而论道。中心出版了《国情与现代化》和《国情与世界》两套丛书，为国家的战略决策提供政策咨询。曾承担国家八五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联合全国10所高校的政治学教师历时3年在全国进行3次大规模调查，出版了3本调查报告-《民主政治与地方人大》、《政治机构与党的职能》和《行政机构改革透析》。
在学术交流方面，赵宝煦教授认为交流是文化和学术发展的规律，不能自我封闭。1981年以来赴20多个国家和地区访问、讲学、参加会议，以交流促进研究，以研究充实交流，使交流步步深入。每到一地皆深入了解研究当地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的发展以及学术成就，介绍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进展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和问题，澄清外人对中国各种不准确的印象和认识。他是“第一位在国外讲授当代政治的中国学者”，曾11次访问美国，在促进中美学术交流和加强两国人民相互理解方面做了许多有成效的工作；两次访问台湾，为两岸学界的沟通做出了实质性贡献。
在近60 年的治学生涯中，宝煦教授从不以营造个人象牙塔为荣，始终把自己的研究同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运用政治学原理和研究方法研究我国发展急需的政治、社会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向等问题。无论是著述还是演讲，"文以载道"的强烈使命感溢于言表，满腔赤子之情化作大量艰苦具体的实际工作而富有成效，显示了一代爱国知识分子和杰出学者的高尚情操。在多年的教学工作中，他特别强调教书育人，为培养青年后学竭尽全力。平生淡薄名利，实事求是，保持着一代知识分子刚正不阿的气节和可贵学风。温良敦厚，平易近人。能书善画，诗文俱佳。1993年离休。2005年受聘为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与时俱进，壮心不已。
赵宝煦-话和谐构建和谐社会这一重要任务之所以提出，是因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飞快发展，特别是经济迅速起飞，这就不能不引起社会上一系列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最主要的是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方面的失衡。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在急剧转型的时候，各种各样的矛盾都会凸显出来。这种现代化进程中的“危机”或“阵痛”，在各个发达国家现代化历史上都曾发生过。这种失衡，如果处理不好，极易引起社会动荡和经济倒退。当前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是非常及时的。
但是不应该把和谐社会看成是一个十全十美而静止不变的社会形态，好像一旦把这种社会构建成功，就可以世世代代一劳永逸了。这是古今中外对和谐社会这一概念的共同误解。
事实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人们认识上的不断更新，“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深化的命题，而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世界万物都是在不断克服矛盾中发展前进的，所以世界上也不存在静止的一成不变的“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本身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不断克服对抗、摆平矛盾的过程。它是运动着的，不是静止不动的。我们追求的和谐社会将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向前发展的生机勃勃的社会。它不可能平静得如一潭死水。
再一个问题是：和谐社会不可能一次构建成功。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逐渐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成功，其重要原因之一，是软着陆；政治机制，也是采取渐进性改革。而构建和谐社会，则更是如此。
“以和为贵是当今世界谋求和平与发展的重要课题，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基石。”11月8日上午，第五届北京论坛“世界政治变迁与文明的互动”分论坛上，北京大学政治学资深教授、中国政治学会顾问赵宝煦作了发言。
银白的头发、锐利的目光、清晰的思路，以过耄耋之年的赵宝煦教授带病与许多他的学生辈学者一起参加了“世界政治变迁与文明的互动”分论坛的讨论，并发表了题为《“和为贵”与构建和谐世界》的学术演讲。他指出，和谐社会是中国一致以来遵循的理念。“和为贵”首先产生于尧舜时期，后来的儒家、墨家、法家都倡导和谐社会，西方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提出过类似的概念。在康有为的《大同书》中，他同样认为和谐社会是一个理想社会。“和为贵，就是中庸之道，不走极端。《墨子·非攻》要求平等、和平的关系。因此和平不是一方面束手就擒、不抵抗的关系，而要实现正义、公平的和平。”
来自越南国立大学的一名学生用中文向赵教授提问构建和谐世界的可行性。赵宝旭教授表示，和谐世界最终是可能的，但不是一蹴而就。这是中国的理念，要追求到底。当用微笑面对全世界，我们会得到应有的回报。比如赖斯，中国过去认为中国是敌手，现在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因此总的趋势是向前发展的。使我们所追求的，是双赢，过程中可能存在妥协让步。回顾古代史，没有双方不妥协就能达成协议。“我们要为和谐这个理念奋斗到底，和谐是中国人一直信守的观念[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