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古今字，是指古今分化字，我们把分化前的字称作“古”字，分化后记词各有专司的字称为“今字”。也就是说，古今字分为两类：一是古字与今字在字形结构上没有关系。如罪人的“罪”，古字写作上面一个“自”字，下面加一个辛苦的“辛”，现在后一个字已不使用了。第二类，今字是在古字的基础上产生的，古今字在字形上有联系。例如“债”字，本写作“责”，“债”是在“责”的基础上产生的。“责”与“债”形成了古今字。又如“反”与“返”，“反”是古字，“返”是今字。
古今字和通假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它们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一、我们划分它们应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同一个字的发展变化状况，古字和今字是先后出现的，系初造字和后造字的关系，属于纵的方面，如“然——燃”，“县——悬”。通假字和被通假字则是同一个时期出现的，而通假字则是研究同一时代汉字的通用情况属于横的方面，如“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史记·项羽本纪》），“倍”通“背”，又如“巫妪何久也？弟子趣之”（《史记·滑稽列传》），“趣”通“促”。“倍”和“背”、“趣”和“促”是同时存在的字。二、古今字在意义上一般是有联系的。如“布帛长短同，而贾相若”（《孟子·滕文公上》），其中“贾”是分化前的古字，后来表商人义的词用原字形，表价格义的词另造“价”字，“贾”和“价”就成了一对古今字，商人义的“贾”和价格义的“价”两义密切相联。又如“寒暑易节，始一反焉”中的“反”即为“返”，这一对古今字意义上的联系也很明显，而通假字一般意义上没有联系。如“蚤”和“早”、“倍”和“背”、“趣”和“促”等，意义上毫不相干。三、古今字有字形结构上的联系。一种是以古字作为声符构成今字。如“禽’字的意义是指飞禽，又用它表示“擒获”的意义。后来以“禽”为声符加上义符“手”构成今字“擒”。又如“其”加上义符“竹”构成今字“箕”。大多数古今字都表现为这种结构关系。如“昏——婚”、“要——腰”等等。另一种是改换古字的义符创造新字。如“说”字既表示游说，又表示喜悦的意思。后来把“说”的义符“言”换成义符“忄”，构成今字“悦”；又如“讣——赴”，义符“走”换成义符“言”构成今字“讣”。再如“错——措”、“竟——境”等。但这种结构关系的古今字远不如前一种多，通假字并不一定都具有字形结构上的联系。如“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论语·阳货》），“归”通“馈”。又如“八月剥枣，十月获稻”（《诗经·繷风·七月》），“剥”通“扑”，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对古今字的概念，上面已做了解释，对它的理解，还应注意由于造今字，所以借字就成了古字。如“说——悦”，作喜悦时，“悦”字借用了“说”，写作“喜说”、“不说”，后因有了专字（今字“悦”），那么由于造字时间不同，有先有后，构成了古今关系。
假借字则是指后来没有造今字的一类。这是它和古今字一个明显的区别。假借字大多是比较抽象的难造的文言虚词，如“我”、“而”、“焉”、“其”、“自”等。 “我”本是武器，假借为第一人称；“而”本是胡须，假借为转折连词；“焉”本指产于江淮的一种黄色鸟，假借为指示代词兼语气词“焉”的书写形式。假借字的特点是一经借用，就久借不还。久而久之，被借用的字往往另造新字，因此也就无古今可言。
有些古今字的形成最初是经历了假借阶段的，本无其字的假借是用组成的汉字做表音符号，去记录一个新词（新义），不管这新词、新义与字义是否有关。与原字义有关或者无关都可以导致古今字的产生。如“奉——俸”，“奉”字是两手捧着，恭敬地接受，被借去作俸禄的意义，两义有密切关系。又如“莫——暮”，“莫”字本来的“日暮”义与它被借去记录的无指代词的意义就毫不相关。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一个字若同另一个字存在古今关系，那么在今字产生以前，古字曾有被借去表示与之有关或无关的意义的假借阶段，虽然从六书角度看“奉”、“莫”是用了假借字，但正因它后来造了新字“俸”、“暮”，所以习惯上把这种字称为“俸”、“暮”的古字，而不说它是假借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