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承源，(1927~2004)浙江镇海（今宁波）人。又名楚原。１９４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５２年毕业于大夏大学。历史上海博物馆保管部、陈列研究部副主任，上海博物馆馆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对商周青铜器和古文字有研究。著有《仰韶文化的彩陶》、《中国古代青铜器》，主编有《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等。马承源先生于2004年9月25日不幸去世。
1995年岁末，香港荷里活道。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和副馆长汪庆正在“闲逛”。在一家古玩店，马承源盯上了一件形态别致、制作精良的青铜器，的肩部刻有“王夫差吴金铸女子之器吉”的12字铭文。按照古代礼制和常见青铜器铭文的惯例，马承源推断，这是春秋晚期吴王夫差为一位身份低微的平民女子专铸的酒器。而这女子，或许该是西施。
这也是吴王夫差礼器的首次被发现。古董商开价150万港币，而当时上博账上仅存资金20万元。马承源多方设法，终于使香港著名实业家何鸿章先生斥资购下这件，并捐献给上博。有人问马承源，为什么一定要买回那只？他说：“这是件国宝啊，我是搞文物工作的人，看到了而不想办法把它抢救回来，那么我上愧对祖宗，下愧对子孙！”
在国内文博界，马承源是著名的青铜器及古文字权威、文物鉴定专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曾获美国洛克菲勒三世奖、法兰西荣誉勋章。对上海博物馆职工而言，马承源则是备受尊敬的老馆长———没有他，上博不可能有国内文物庋藏“半壁江山”与青铜器藏品“世界第一”之誉；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美轮美奂的上博新馆。这个说法虽有些夸张，却是记者几次从上博人那里听到的原话。
解放后新上海博物馆开馆的第一位观众，30年后，成了上博馆长
想不到，这位享誉国际的文博专家早年还是我党一位年轻的地下工作者。
抗战胜利后，正读高中的马承源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入大夏大学，读历史，搞学运，因为上了“黑名单”，组织上把他转移到苏北，进党校学习。
上海解放时，一身黄色粗布军装的马承源回到上海，干教育，搞工业，从事思想政治和经济理论工作，还差点儿成了仪表厂的公方厂长。在业余时间，他对文物古籍兴趣浓厚，常跑古玩市场，能识金文。1952年，上海博物馆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天开馆。还在教育局工作的马承源是参观上博的第一个人。老报人陈向平为这样的人才“错位”而可惜，向当时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推荐。于是，1954年，27岁的他成了上海博物馆保管部副主任。报到那天，马承源早上7点多就赶到位于南京路跑马厅钟楼的上博，眼巴巴地等着开门。当时心花怒放又迫不及待的心情，71岁的马承源记忆犹新。那是他一生“得其所哉”的转折点。
近代以来，上海已形成了较为发达的文物市场，私人收藏丰富。上海博物馆占了地利之先。建国初期，陈毅市长重视文物征集工作，收到捐赠品，往往由市长出面送奖状、副市长出面设宴感谢，并发给奖金。一些收藏大家如苏州潘氏、合肥李氏等，出于爱国热忱，纷纷积极捐献。马承源和当时上博的专家、员工们一起，努力摸清沉在民间的收藏家情况，动员捐赠；利用文物市场，“拦截”、收购；“大跃进”中，到有色金属冶炼厂驻守，“炉口夺宝”。建馆之初只有文物1．6万件的上海博物馆，到1966年前后，在青铜器、书画收藏方面已大大跳了一级。
因为专心与文物打交道，在以后的一次次极“左”干扰中，他被打上“白专”罪名，受过党纪处分，“文革”中甚至升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秀才”。“再怎么批判、罢官，文物征集工作还让我做就行”，是马承源想了好久得出的结论。北京来的红卫兵小将找上门来，博物馆赶紧自己组织“闹革命”以保护馆藏。一些收藏家因担心而要求捐献，还有一些人被抄家。马承源与馆长商议，以政府的名义与红卫兵组织联络，说明文物是国家的财宝，不要破坏，博物馆可以“代管”。那段时间，他们日夜守在博物馆，随时准备出发，清点、鉴定，向藏家和里弄居委会说明情况，并出具收据、清单。“文革”后，不少藏家看到安然度过劫难的藏品，感激复感慨，不少人当即决定，变“代管”为捐献。
今生最大一本书不是“写”的
1964年，马承源组织编写的中国第一本彩版工具书《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出版，很快被翻印流传于国外；他写的《中国青铜器》是“文革”后研究青铜器的第一本通论性著作，牛津大学随即翻译出版，影响极广，还是海峡两岸共用的大学教材；他主编的《商周青铜器纹饰》和《商周青铜器铭文选》（4册）因见解独到，成为专业人士案头必备书；《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分册》和今年刚出齐的《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分册》（16册），更是本世纪最完整、系统的青铜器图录研究大全。一本本书，一篇篇论文，一次次准确鉴定，渐渐确立了他作为青铜器和古文字专家的地位。
然而，对马承源而言，他此生最宏大的一本著作却不是用笔写出的。那就是崭新的上海博物馆。这部大书的“读者”，也大大多于读得懂其文物专著的人。1980年，马承源率团到美国巡展，在大都会博物馆台阶上伫立良久，回来就调整陈列，使上博内部展室焕然一新，赢来赞誉。此后，每次出访，工作之余，他从不去别处观光，就泡在各个博物馆中，不仅看展品，还要资料，询问有关建筑设计、陈列室灯光、色温、玻璃橱窗反光处理等细节，希望中国能早日有自己的现代化博物馆。申请报告写了一份又一份，常有朋友善意地调侃：“新馆开始造了吗”。最终，是他直接写信给市委书记黄菊，以不懈努力为上博赢来了今天的一块“风水宝地”和5．7亿元的资金。
从1993年新馆打下第一根桩起，马承源一直“钉”在工地上。这是一生最辉煌的梦想，他不允许有半点瑕疵。从选择建材到设计陈列、保管，他都亲力亲为，画了部署图纸，又制展览小样。60多岁的人，还常常上下脚手架，吃饭时间秘书总是把盒饭包在旧棉袄里，再发动人们去找他。去出差时，他关照秘书每天打电话汇报进度。访美归来，预知飞机将在晚上10点到达，因为第二天一早要去北京开会，就约了馆里其他几位领导，晚上11点到他家谈谈新馆，一直到次日凌晨3时多。他的办公室与新馆工地隔开一条路，马承源特地买了一副望远镜，一空下来就举镜眺望。一次，他对着外墙的花岗岩贴面看了很久，告诉日本的施工人员，说两块石头间的接缝有误差，两条线不平行。对方不信，在他的坚持下只好爬上脚手架测量，结果证实误差了几毫米。这下人们可服了，叫他“马内行”。
为了“中国的一流的现代化博物馆”梦想成真，他付出了健康代价。1996年10月新馆正式开幕前，在香港征集文物的马承源突然中风，经积极治疗才得缓解。
“开瓶酒来喝喝”
不少上博员工“怕”马承源。因为他对工作要求严格，表情也严肃傲然为多———因为陷在自己的思想中而对周围熟视无睹。跟他出差，他眼里只有博物馆、文物，办好事就走，不为风景名胜所动，缺少情趣。他自我放松的办法，不过是换一种文物摩挲、换一篇文章写写。中风以前，他喜欢喝酒且酒量不错，海内外的老朋友常常送酒。但他每次叫“开瓶酒来喝喝”，必是为了刚为馆中收到了珍品、或新馆建设有了大进展。
然而，有机会走近他的人则说，他是个“老好人”，爽气，讲情义。他至今记得那些对上博作过重大贡献的收藏家及家属，每年至少去探望一次。他动情地说：“那些无价之宝，捐献者只要卖掉一件，就足以让后人享受几代，我们能不感念关心他们吗？”上博新馆投资中，有8000万元是募集来的，不少展品也出自那些已经或正在成为上博老友的海外富商、名流的捐献。几十年了，马承源和汪庆正等人，为他们作了多少义务鉴定，还以老朋友的诚意，爽快地打开库房，请爱好文物的他们欣赏，相互切磋。有了这些朋友的相帮和市领导的支持，上博才从香港和海外救回了那一批批珍贵的文物：战国竹简、晋侯编钟、吴王夫差、南北朝石刻造像……
今天，位于市中心人民广场上，已拥有21个门类60万件文物、珍品达12万件的上海博物馆新馆，已经成为现代城市文明的一个标志。马承源也卸了馆长之职，专心于学术，培养人才，依然很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