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天琦，四川荣县人。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毕业于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八路军津浦支队工作团团长、冀鲁边游击支队政委、中共鲁西北地委副书记、襄西地委书记。建国后，历任中共宜昌市委书记，湖北省总工会主席，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第二副书记，华中工学院党委书记，中共武汉市委第二书记，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第一书记。
彭天琦(1909～1978)四川荣县人。1917年起在本县上小学、中学。1928年考入成都四川大学外国文
学院预科。他不顾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新军阀到处捕杀革命志士的现实和父亲严禁子女参加党派活动
的教训，毅然离开成都东下，准备经重庆过三峡到湘赣找共产党。行至大足县境，遇国民党重庆当局
严密盘查，不得已又返回成都继续读书。1932年川大毕业后，又考入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九
一八”事变后，北平响彻着抗日救国的怒吼声。从闭塞的四川来到这里的彭天琦，很快就增强了“国
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积极投入到抗日救国运动的行列。在1935年爆发的“一二·九”运动
中，他白天奔走呼号唤醒民众，夜间刻印、散发宣传材料，深得同学们的敬重。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彭曾参加南下学生宣传队，沿途宣传民众，加入全民抗战洪流。同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历任山东第四、第六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政训处政训员，八路军津浦支队工作团团长，冀
鲁边区游击支队政委，中共鲁西北地委副书记，八路军鲁西支队政委，中共鲁西区第四地委书记，中
共鲁西区第三地委、卫东地委副书记。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彭以毛泽东《论持久战》等著作为指导，
教育干部、群众克服“速胜”思想，树立持久抗战的观念；他带领干部深入根据地和游击区，指导群
众自制土枪、土炮、炸药、地雷，建立地方联防组织，打击小股出动的日伪军；他注意统战和敌工工
作，教育、团结地方各种武装势力一致对外，派出可靠同志打入伪军、伪政权、伪组织，争取了一部
分伪军政人员反正，配合八路军、武工队在战场上的作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彭入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党校学习。1947年秋由党校结业刚担任中共泰运地委
副书记不久，即调任南下工作大队大队长。南渡淮河时，由于白天国民党飞机盘旋扫射，只能在夜晚
偷渡。河上没有桥，河岸没有船，时已初冬，河水冰冷刺骨，他带头脱衣下水，带领全大队顺利渡过
淮河。过河不久，又遇到国民党军拦截。大路不能走，他们走小路翻山越岭。经过几个月的艰苦跋涉，
终于在大别山找到了刘邓大军主力，胜利完成了南下任务。1948年7月，中共襄西地委和襄西军分区
成立，彭被任命为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1949年5月，鄂西重镇宜昌解放，彭任中共宜昌市委书记、
宜昌警备司令部政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彭历任中共恩施地委书记，湖北省总工会主席，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省委办公厅主任、省委第二副书记，中共武汉市委第二书记，中共华中工学院委员会书记
兼院长，为湖北的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全面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做了大量工作。
1963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交流大行政区干部的决定，彭被任命为中共陕西省委常委、西安
市委第一书记。他愉快地接受组织调动，不带工作人员和家属，只身到西安上任。如何把西安这座历
史文化名城建设好，是他来陕后考虑最多的问题。他虚心向市委领导班子中的“老西安”、“老陕西”
请教，向文化、文博工作部门的专家学习，下力气抓了保护文物古迹、拓宽城区街道、绿化城市环境
等工作，还促成了西安与日本京都缔结为友好城市，增进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在市委分工中，他
还负责农业和农村工作，对郊县如何围绕城市需要发展农业做过大量调查，提出过不少好的建议，并
通过在长安县蹲点，搞科学实验，指导面上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彭受到错误的批判、斗争。
1968年5月作为干部代表被结合进西安市革命委员会， 任副主任。 1971年任中共西安市委第二书记。
1973年在长安县蹲点期间患病住院，1978年12月12日病逝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