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组成部分。包括《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合称“三颂”。
对于《颂》的解释，最早见于《诗·大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孔颖达《毛诗正义》说：“颂者”之下省略了“容也”二字。朱熹《诗集传》说：“颂”与“容”古字通用。据阮元《□经室集·释颂》的解释,“容”的意思是舞容,“美盛德之形容”，就是赞美“盛德”的舞蹈动作。如《周颂·维清》是祭祀文王的乐歌，《小序》说：“奏象舞也。”郑玄《毛诗传笺》说：“象舞，象用兵时刺伐之舞。”就是把周文王用兵征讨刺伐时的情节、动作，用舞蹈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可以证明祭祀宗庙时不仅有歌，而且有舞，“载歌载舞”可以说是宗庙乐歌的特点。近代学者也多以为《颂》是宗庙祭祀之乐，其中有一部分是舞曲。
《周颂》大部分是西周初年周王朝的祭祀乐章，也有迟至昭王时的作品。《鲁颂》是春秋时期鲁国的颂歌。《商颂》是春秋时期宋人追述祖业（宋为殷商后裔）之作。
《周颂》的作者已不可考。
《鲁颂》 4篇，《小序》以为都是颂鲁僖公的。首篇是《□》，《小序》说，因为鲁僖公治国很节俭，宽厚爱民，很重视农业、美马，鲁国人尊重他，“于是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颂”。季孙行父是鲁国贵族，鲁文公、宣公时为掌权大臣，谥号“文子”。史克，即太史克，亦即里革。《左传·文公十八年》载季文子使太史克对鲁宣公的一大段话，可以看出他是个学识渊博的史官，《小序》说《□》是他所作，当有所据。后人有的以为《鲁颂》都是太史克的作品，有的则认为只有《□》一篇是太史克所作。
《鲁颂》中有《□宫》一篇，朱熹《诗集传》认为它是鲁僖公自作，并不足信，有人根据诗中“新庙奕奕，奚斯所作”的话，认为此篇是奚斯的作品。奚斯，名鱼，鲁公子,《左传·闵公二年》有关于他的记载,事迹很简单。也有人认为“新庙奕奕，奚斯所作”的意思是说奚斯督造新庙，他是一名“监工”，并非说他作颂。《鲁颂》中大致可以确定作者的，只有《□》一篇，其余三篇可能出于其他史官之手。
《商颂》原为12篇，今传本《诗经》只有 5篇，其他7篇何时散佚,不可知，旧说孔子以前已亡佚，又有说是被孔子删去了，都是揣测之词。《商颂》的第一篇是《那》,《小序》说：“祀成汤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太师，以《那》为首。”《国语·鲁语》载闵马父的话:“正考父(与甫字通)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之太师，以《那》为首。”《毛诗正义》解释这段话说，校，是校正舛谬，《商颂》5篇本是商朝作品，宋戴公时,正考父只是就周太师校正讹误而已（宋戴公当周宣王之世，周太师，宣王时的太师）。而《史记·宋世家》却说,宋襄公时,大夫正考父为赞美他，于是追述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裴□《史记集解》也引《韩诗章句》之说，认为《商颂》 5篇都是正考父所作，与《国语》所说不同，在时代上与《小序》所说相差两百多年。清代姚际恒《诗经通论》力主《小序》和《国语》之说，方玉润《诗经原始》同意姚氏的说法。近代学者王国维等多从《史记》和《韩诗》之说，认为是正考父为了赞美宋襄公而作,所谓《商颂》,实即《宋颂》（《观堂集林·说商颂》）。
三《颂》主要是周王和诸侯用于祭祀或其他重大典礼的乐歌,其内容多宣扬天命,赞颂祖先的功德。如《周颂》中的大武舞曲就是颂扬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召公功业的歌舞曲。《昊天有成命》便是强调天命、歌颂成王的诗。《鲁颂》的《泮水》、《□宫》也是颂美祖先的诗歌。《商颂》5篇都是宗庙祭歌,也充满了祝颂之辞。 《颂》诗中也有一些反映当时农、牧、渔业生产情况的作品。如《周颂》的《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一些春夏祈谷，秋冬报赛的祭歌，对西周农业生产的情况和规模都有具体的描述；《鲁颂》的《□》旨在颂美鲁僖公的牧马之盛，同时也说明鲁国畜牧业的发达；《周颂》的《潜》写周王以各种嘉鱼献祭宗庙，反映了当时的渔业生产情况。
另外,《周颂》的《有瞽》写了各种古代乐器,《商颂》中的《长发》、《玄鸟》保存了关于殷商的神话、史实，是研究中国历史和神话传说的重要资料。
《颂》诗多空洞抽象的说教，缺乏形象性和韵律美，也极少运用比、兴手法。其中《周颂》时代较早，语言典雅庄重而欠清新活泼,叶韵也不甚规则;但一些描写农业生产的诗如《载芟》、《良耜》用白描、比喻、夸张等手法，把耕耘、收获、祭事祈福等描述得颇为生动具体。《鲁颂》的时代较《周颂》为晚,创作上受到《风》诗和《雅》诗的影响，如《泮水》、《□宫》的风格便很象《雅》,而《□》、《有□》则采用复沓的章法,反复咏叹,其韵味又很象《风》。正如孔颖达《毛诗正义》所说：“此虽借名为《颂》，而体实《国风》，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也。”《商颂》可能也因时代较晚，一般篇幅较长，文字简练，叙事具体，韵律也较和谐，其中《那》、《烈祖》、《玄鸟》均双句，不分章，结构近于《周颂》；《长发》、《殷武》篇幅更长，且分章，其风格类《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