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院士浙江金华人，1917年生于天津，1934年就读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从蒋廷黻、刘崇铉、雷海宗、陈寅恪及冯友兰等名教授学习，1938年大学毕业，旋前往大後方云南，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助教及教员。1944年考取第六届庚款留美公费，并于次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及及西欧史，1952年他以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英国的土地问题、土地改革运动及土地政策为题，获颁博士学位。
何炳棣获得博士学位前，已于1948年前往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63年转往美国芝加哥大学，1965年更荣任同校汤普逊(James Wesffall Thompson)历史讲座教授，1987年退休。嗣往加州大学鄂宛(Irvine)分校，任历史社科杰出访问教授，1990年第二次退休。
何炳棣著作弘富，为历史学界泰斗，1966年获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79年获选为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1997年获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高级研究员(相当于院士)。由于学术贡献厥伟，更曾于1975—76年被会员公推为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会长，乃该学会的首位亚裔会长，也是迄今唯一的华人会长。此外，并受香港中文大学(1975)、劳伦斯(Lawrence)大学(1978)及丹尼森(Dennison)大学(1988)赠予荣誉法学及人文科学博士的学位。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何院士致力于明、清两朝帝制中国的人口问题、社会结构及流动，并旁及会馆制度的研究，所作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1959) 及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1962)两书，已为国际学术界奉为经典著作。前者另辟蹊径，重建中国人口的历史真貌：後者全面探索明、清五百多年间中国社会组成及阶层流动的历史。《中国会馆史论》(1966)则是何院士第一本中文专著。考证出会馆的创设年代为明永乐年间(1403—24)，比日本学者先前所说的嘉靖39年(1560)，要早出约140年：同时更针对前此各国学人，特别是日本学者所提会馆制为『民族小群观念特盛』表现的论断，指出它实际是起了『促进畛域观念的消融与大群意识的产生』作用。六、七十年代以後，何院士的兴趣转移到中国古代史，特别是中国文化的起源：两本力作，《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1969)及The Cradle of the East：A n Indigenous Origins o{TechniqtteS and Ideas of NeoE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5000—1000 B.C．(1975)均详论中国文化的特征，为中国文明的起源提出全新的看法。八十年代何院士就中国古今土地数字不实的各种原因，详加考证剖析，撰成《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1988)一书：数年後，以该书为基础，另撰《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1955)一书，所持见解已成为学界定论。
何炳棣早期著作多以英文撰写，二次荣休後，始大力以中文耕耘。目下正进军古代思想史领域，在文献不足徵的情况下，求精求专，已撰有数篇甚具原创性的考证论文。同时也积极撰写回忆录，以远大的眼光及诚恳亲切的态度，现身说法，回顾读史阅世的心路历程，兼及师友杂忆。
何炳棣治学眼光非比寻常。以时间言，从公元前五千年至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文化无不涉及，关注之广，有浩瀚气象，而解释之新，足以撼动学术界。以题材言，选题一向以敢于攻坚，饮誉学林：力主研究基本大问题，不屑作二流题目。他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农业及农作物、耕作方式、近五百年间的社会阶层间流动、人口及资本累积等错综复杂、既重要又关联性高的研究课题，俱有震惊学界的见解，曾引起有世界史眼光学者的重视和讨论．以学植及训练言，何院士说：『历史家选题攻坚的能力，很大部分是取决于工具的多少。』他从西洋史及社会科学积极摄取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心得。养成必要时自修工具的习惯，因此能单刀直入，对明、清制度史的两块基石——『丁』和『亩』，赋予革命性的论断：谓二者俱为纳税单位，与实际人口数字以及土地面积无关。何院士在撰写《农业的起源》及Thc Cradle 0f the East时．更是从基础功夫作起，『恶补』了不少考古学及其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再与大量考古资料及古文献相印证。遇上其他学科专业的问题时，绝不闭门作车，反而不耻下问，虚心向相关学门的学者请教。以方法言，因一向研究基本性的大课题，他从来不依赖孤证，尤其强调论证的积聚。撰写Studies O)c the Population of China及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时，即遍检北美各大图书馆所藏近四千种方志，包括不少海内罕见珍本，并尽力搜集登科录、同年齿录近百种，多维探索相关课题。他晚近的著作，和前期相较，表面似乎偏重微观的细致考证，然而深入细究以後，仍然呈现他原有作品的一大特色，亦即强调宏观的通识综合。何院士学贯中西，治学纵横上下古今，把1930年代清华大学强调考证与综合相结合的历史学风，发扬到极致，从而誉满全球，被礼赞为学术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