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指出，“不言而喻，工厂奴隶制也和任何别的奴隶制一样，甚至还要厉害些，是把初夜权给予主人的。在这智障包身工事件
方面厂主也是女工的身体和美貌的主宰。解雇的威胁即使不是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至少十回中也有九回足以摧毁女孩子的任何反抗……即使不是所有的厂主都利用这个权利，女工们的情况本质上也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当大多数厂主都是……暴发户的时候，他们是泰然自若地利用他们这个‘正当地得来的’权利的。”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地方，人权和产权就是是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所有权和奴役权。
托尔斯泰的《那么我们该怎么办？》(1882～1886)、《天国在您心中》(1890～1893)和《当代的奴隶制》(1899～1900)等文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实即奴隶制，而工厂奴隶制是土地奴隶制的直接后果；国家是保卫有产者并压迫人民的工具；私有制则是“战争、死刑、法庭、奢侈、淫荡、凶杀和使人毁灭”的万恶之源。在90年代初俄国许多省份受灾时，他写了《论饥荒》(1891)、《可怕的问题》(1891)和《饥荒抑或不是饥荒》(1898)，指出当时饥荒的严重性，并断言“人民之所以饥饿，是由于我们吃得太饱”，应该“从人民的脖子上爬下来”，把土地等归还他们。在1905年革命的时期，他宣称自愿充当“从事农业的一亿人民的辩护士”，写了《论俄国的社会运动》、《深重的罪孽》、《致农民的论土地的信》(均1905)等文，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而在《关于莫斯科的调查》(1882)、《唯一的手段》(1901)、《论俄国革命的意义》(1906)和《究竟该怎么办？》(1906)等文中还陈述城市下层的贫困境况和工人的沉重劳动。此外还有一些反对侵略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文章。这些论文同样有其消极面，如否定一切国家、一切暴力，幻想人们的团结，鼓吹爱的作用和自我修身等。[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