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贾平凹长篇小说《秦腔》中的主人公。
《秦腔》中唯一贯穿始终的一个人物。由于《秦腔》不是传统的写作方法，我们不能说引生就是一个典型人物，说贾平凹又为中国文学的人物殿堂增添了一个生动的形象。正如一切进入现代意识的文学作品，塑造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已经不再是文学的铁律。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并不是什么错误。但是，对这个文学原则的扬弃，却是说明作家、艺术家们对生命的认知在一步步深化着。
生命可以以“人”、“我”的形式出现，也可以以别的什么形式出现。当然，生命终是要以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用国学的话来说，生命的“能知”，只有通过生命的“被知”才能认知“自我”。“此两者同，出而异名”。这样说来，“人”、“我”就不是生命的根本形式，只是千千万万种表现形式之一。以认知生命为主要任务的文学，自然会从塑造典型人物的所谓规律中走出来。如果以《秦腔》的整体说，他只是一个“引子”，所以平凹为他起名“引生”。
不是一心为民请命的作家，而是自认自己是浑浑噩噩的普通农民。贾平凹走下神坛，让他的魂，这个“引生”引导我们去观察品味平凹视野中的芸芸众生。如果仅仅是这么简单，我们也完全可以只把“引生”当成一个虚拟的说书人。“引生”完全不是说书人，平凹也不仅是为借这个人物的眼睛，透视自己的生命、生活。更重要在于，这个人物的出现，说明贾平凹更多的是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农民了。这是文学划时代的进步。作家脱下了皇帝的新衣。
中国人不可能学会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文学，但可以超越。这是文化差异所使然。我们说《秦腔》大大超越现代与后现代文学，其最根本的依据正是在这个人物的设置上，而不只是由于贾平凹成功地继承中国古老的散点白描的艺术手法。平凹对这种纯中国式的艺术手法的继承与发扬，尤其是在小说领域中的创造性运用，其成功最根本原因，也只是由于“引生”这个人物的设置，为全书的成功实现散点白描奠定了基础。形式与内容统一了。
恕我直言，在人类文学史上，能够实现这一超越的只能是中国人、中国文化。只能是渗透了中国国学精神的中国人。所以，《秦腔》出于平凹笔下，不足为怪。
这是从大文化背景上说的。西方文化，以古希腊文化逻辑思维为底蕴，以海盗“外求”的生存目的为基本价值取向。这个文化，进入二十一世纪已经进入了自己的终结期。它到底是以和平的形式死去，还是以暴力的形式死去，或者二者兼有之，我们不知道。但是，它非死不可。这个文化在人类史上只能有这三至五百年的历史。它在文化上，再不可能有新的创造。这里不存在什么“合理”，“合道德”，“合正义”之类的问题；只有由于现在这个文化把生命的表现形式完全钳死在“人”、“我”二相上，这个文化就必死无疑。虽然，作为寄居于肉体的人类，我们一下子还无法摆脱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六识、六尘的束缚，但就是这样，生命可以体验到的自我存在形式，也绝不仅仅只是“人”、“我”两种。
如果你懂得了这一点，你就会立即明白，平凹为什么要把“引生”这个人物设计成一个“疯子”，一个中国农村的“半疯子”。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引生的眼睛不同于世人的眼睛。就象我们人的眼睛不同于天文望远镜和X光透视，以及红外夜视是一样的。“引生”有第三支、第四支眼，所以他“半疯”。这里不存在哪一个是正确的，哪一个是错误的。在多重视角中的生命运动，绝对不同于单一视角下的生命运动。视角越丰富，人类对生命的感悟越透彻。平凹《秦腔》中引生这个人物的设置，是否应该是平凹试图跳出对生命的单一视角审视的一种尝试呢？这一切的成就，还不能说《秦腔》就可以超越现代派、后现代派文学。类似这样的艺术手法，在西方文学中早就比比皆是，尤其是进入后现代派文学之后。以动物的视角，鬼魂的视角，以精神癫疯人的视角，以死去父母的视角，看生命看生活的作品太多太多。
这一切只是由于人类，被古希腊文化的逻辑思维缚得太久太久，不由得就想作一次冲决生命牢笼的尝试。但是，真想打破这个牢笼，当代的西方文化无技可施。上述西方艺术家的所谓“创造”，我以为莫过只是一种困兽犹斗，终无出路。除非西方的文学艺术家引入量子力学的观念，引入能物互换原理、测不准原理、光的波粒二相性，来看生活，看生命。那就成了科幻作品，而不再是真正的文学了。因为那样一来，我们现有的生命面貌就会全盘粉碎，不再成为生活，不再是文学艺术的对象。这也是中国艺术所绝对不取的。生活、生命是水中花、是镜里月，我们见不着真正的全貌、本来。正如眼珠永远见不到眼珠自身一样，但这也是生命的本色之一，不能抛弃。中国人不能象西医解剖死尸一样透视生命。观察生命必须保持生命自身的鲜活性。我们中国人就是可以从这“水中月”、“镜里花”中，“悟”到生命的本来与全貌。为什么？这只能是“内省”的致良知而“不中道夭”的中国国学才可以作到的。
所以，《秦腔》通篇坚持了散点透视的白描手法。因为“内省”的心灵图像本来就是如此。不破坏它的生命鲜活性而能透视它，除了“内省”，“外求”中的“内省”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办法。这是西方文化做梦也想不到的。
我以为《秦腔》的成功，正在于这里。
引生是什么人？他不是人，他是贾平凹生命的真真实实的“宿命自我”。
我坚信，我的推断是正确的。
贾平凹能是一个“半疯”？
贾平凹能是一个时而见神、时而见鬼的人？
贾平凹能是一个半阉的人？
贾平凹能是糊里糊涂仍然留恋小农生活的人？
贾平凹真的会到七里沟去帮着夏天义淤地？
贾平凹难道还在依恋自己的前妻？“白雪”这个人物毫无疑问是以他的前妻为原型的。
人类为什么不能觉悟，一味作着长夜大梦？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就人类现有的文明来说，关键问题出在“角色迷狂”上。人的生命大致分为三个层次，角色自我、宿命自我、道心自我。人类要想真正获得大自由大解脱，必须找到“道心自我”。今天的人类不要说距离这个自我无比遥远，连“宿命自我”也模糊了。《秦腔》的杰出之处是，平凹在有意识寻找自己的“宿命自我”。引生就是他的“宿命自我”。“角色迷狂”是这一期所谓“古希腊——新教文明”的根本错误。不要以为卢梭的《忏悔录》就真的解剖了自我。其实他本质上是神化自我。正是这种“神化自我”，才使他成为启蒙主义文化的启始者。那个敢于解剖自我的卢梭，不就是一个“神”吗？新教文化为自己树起的神。时至今日还有人为这个“神”而感动。在今天人类的无情感值中，“人”这个概念被神化了。人类不知，“人”，也只是一个“角色”。文艺复兴、启蒙主义，只是“人”这个角色被大大神化的一场游戏；是生命寻找“道心自我必路过的一个游乐场。这样的新教式忏悔，与中国国学的“内省”、“致良知”十万八千里。敢干暴露隐私的忏悔看似大胆、超越，但另外一方面也只能使人类越来越神化自我。这种忏悔造成了一个假相，似乎自己生命的深处真有一个可以超越现实生活的“道德神主”。另一个启蒙主义哲学家康德的“先天道德律令”的提出，正是这种造神运动的理论概括。新儒家拙劣的表演，对所谓“道德主体”的提倡，莫过是把启蒙主义的幼稚游戏，变成了国学外衣下的另外一个神主牌子。这就彻底遮掩了人类寻找“宿命自我”、“道心自我”的道路。这个学派虚伪到了极点，当他披着国学道袍胡说八道之时，随时可以给批判他的人扣上一顶“反道德”的帽子。如果说启蒙主义者还有一种少年人的真诚的话，新儒家就是一群“内怀虚假” “外显贤善”的骗子。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宿命自我”不仅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也并不是对生命的束缚。每个人“宿命自我”的存在，只是生命寻找“道心自我”的轨迹。无好无不好。用不着谈宿命而色变。关键在于，人类一旦寻找到自己的“宿命自我”就会发现在“角色自我”时的一切争议、争端、争论全然无聊。后面我们会说明“引生”身上的这个特质。《秦腔》的不足在于，还不知“宿命自我”只是寻找“道心自我”的轨迹。没有什么可计较的、后悔的、内疚的；更不应为自己的傍徨而失落。严肃残酷“内省”自己，作为人的灵魂的尴尬与矛盾，是《秦腔》之所以可以超越现代派、后现代派文学之根本所在。
过往的文学大师只要他们一旦以文学为职业时，就是要扮演“作家”这个角色的时候，不由自主就神圣起来，以为自己真是真理的代言人，真是正义的代言人。以我有限的文学常识看，人类文学史上自觉抛弃“作家”神圣外衣的不多，屈原是一个，曹雪芹又是一个。今天我在《秦腔》中又见到了平凹。在一个以“外求”为主导的文明，我们每个人都会不停地扮演着不同的文化角色。这些角色无一例外都是为“外人”扮演的。在妻子面前扮演丈夫，在孙子面前扮演爷爷，在领导面前扮演下级，在下级面前扮演上级。在小孩子面前扮演德者、智者，在长者面前扮演谦虚好学的学生。在读者面前扮演作家，艺术家。除了在梦中，人类在这个外求文化中，每分钟都必须为演好每个角色，而惶惶不可终日。
记住，凡是人们愿意扮演的角色，都是这个文化认可的角色，都是可以公之于众的角色。这些“角色”立即给人增添了一层遮盖布。即便是一个马上要枪毙的毒犯，也会为自己披上一件心安理得的，合于这个文化的“角色”外衣，不然也难以安心去接受死刑。久而久之，我们人类文化被彻底异化了。大量的汗牛充栋的各种书籍作品，尤其是学校教育，都会把人类可以扮演的一切角色，理论化，条理化，公式化，传给大众，灌给少儿。这类理论书、教科书随着时代的不同，变着脸丰满着，都会成为人类趋之若鹜的东西。平凹害怕《秦腔》不容易被社会接受，其深层心理，就是他已经隐隐约约知道他已经突破了这个文化。
社会学的、心理学、经济学、伦理学、管理学、宗教学的、文学的、艺术的……乃致整个政治制度，教育内容，文化习尚，思维角度……在这三百年的文化所孜孜以求的，就是为人类编织各种各样的皇帝的新衣。在老子说的“玄而又玄”上又重重覆盖了一层“玄”。你看吧，所谓的文化冲突，文化争论，其实都是在维护人们自己制造的文化外衣，都以为自己的角色外衣永远是天衣无缝的、精美绝伦的。这种新衣编织得越多，人类社会越沉沦，矛盾冲突越激烈。人类的自我丧失得越严重。因为人的真自我，只能是“道心自我”，“宿命自我”也只是运动形式。只有当人们了知“宿命自我”与“道心自我”不一不二时，沿着“宿命自我”的轨迹寻找到真正的“生命”——“道心自我”，才有可能真正解脱。现在人类文明，用“角色自我”的文化，彻底掩盖了人类对“宿命自我”的认知，也就彻底堵死了人类寻找“道心自我”的大门。退一万步讲，从最消极的意义上讲，人类一旦聚焦内省到“宿命自我”的真实存在，那一切角色自我所拼命 “外求”的一切，就自然而然成了一种滑稽。这个以“外求”为核心的文明立即坍塌崩溃。其实，不管人们披上了多么华丽的角色外衣，都无法改变自己本身固有的“业力”。这便是“宿命自我”对个体的主导作用。什么是“业力”？利用一个自然科学的术语，当宇宙混沌之时，某石头该是铁矿石，它就带着铁的一切因缘走进社会。当它是一块金矿石时，它就带着金的一切特点走入社会。不管文化为他披上多少层皇帝的新衣，把它制造成什么“器”，都无法改变它自身固有的“业力身”的“宿命”。既要认为自己是唯物主义，又要否定宿命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荒唐。正如一块矿石，其性质、其含量，其所在地域，可能被开掘出来的时间，早是铁定了事，不要以为披上哪个角色的外衣就可以改变什么。今天的人类文明，就是迷于角色自我，所以都生活在幻梦之中。梦幻中争斗，梦幻中掠夺，梦幻中尔虞我诈……
进一步说，你在什么时候可能披上什么外衣，也是早就决定了的。你的任务只是看破它，不断地撕破自己身上的各种角色外衣，不被他所迷惑，“道心自我”就会随时显示出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你一念“止于至善”，彻底解脱就在眼前。中国的现代文学一定可以承担这样的历史使命。这是因为中国国学就是“内省”文明。中国文化有着探讨“宿命自我”“道心自我”的丰富底蕴。如果人们不相信，可以翻阅一下儒、道、释的所有著作，无一不是指示人们时时内省这三层自我的。“内省”到自己的业力身，并不是内省文明的终极。内省的终极应该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所言：“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人们，不要以为这是宗教语言，现代物理学的能物互换原理，是承认这个生命的最最根本事实的。如果在你对自己的每时每刻的“内省”中，随时发现生命的一切莫过只是“道心自我”的运动。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运动。请问，你能不大解脱吗？人们，当你决心不被自己身上各种角色外衣所迷惑，直达对自己业力身“宿命自我”的内省之时，不规避自己的宿命，对自己的宿命泰然处之时，请问你那能够“内省”的“心”又是什么？不就是“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道心”吗？国学之所以不好懂，关键就在这里。儒、道、释三家文化处处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
到了这里，是要有几分洒脱的悟性。
平凹笔下的引生，当然没有达到这种境界。但是，写作他的贾平凹已经有了这种自觉，不然《秦腔》就不会以引生这个人物为贯穿人物。“引生”就是贾平凹的“宿命自我”的展露。贾平凹能把这个人物公之于众，就说明他已经向“道心自我”进发了。平凹能把引生这个人物和盘托出，实在应该说是，已经具备了一个伟大文学家应有的勇气。人类要战胜自己的文化吗？拿出似贾平凹的勇气来“内省”吧。当今世界的文学家、艺术家什么人有这种勇气呢？就说一条：“白雪”这个人物的出现，描写，就足矣说明平凹是完全可以成为当代最伟大的文学家的。这是平凹灵魂深处的愧疚啊！哪位作家敢如此赤裸裸的显现出来？恐怕许多人连下笔的勇气也没有。既便有人敢写，也没有人敢于公开承认，自己至今还在留恋着被自己遗弃的女人。引生这个人物的塑造，也说明平凹并不回避自己头脑中还有“迷信”的东西，鬼鬼神神的东西。一句话，平凹承认自己“半疯”。关于这一点恐怕是更值人们辨析的。西方的文明人未必就不“迷信”。至今美国社会还有大量的“先知”在活跃着。但是，如果我仔细辨析一下，西方人的“迷信”和中国人的“迷信”，分别是非常大的。西方人相信自己的唯一主宰的真神“上帝”的真实存在。现在活跃于西方社会的无数“先知”，在西方人那里都是上帝的代言人。西方人无法认知，他们所谓的“先知”，也是披着一件神圣外衣哄鬼的角色。这是宗教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西方人说的上帝，事实上就是我们所谓的“道心自我”。但是西方人不懂三重自我的关系，把“道心自我”变成了外在于自己的人格神，这就不能不彻底走上“迷信”的道路。
当人类把“道心自我”排除在自己的“心”外，变成人格神之时，就仍然是一种“外求”文化，可悲的“外求”文化。西方人以为自己是现代文明人，但就是这个文化扭曲，已经使他们退回到了原始人。比当代中国人差远了。我们说的引生的“迷信”，也是贾平凹的“迷信”。不能说中国文化没有类似西方文化“迷信”的成份。最少应该说这种味道十分淡漠。追溯历史，这是由于中国文化一直没有形成一种绝对政教合一的文化。历代的皇帝都想把自己打扮成通天教主，但没有一个成功。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有那个帝王是成功的，也是他们作为“人”的那一面起了作用。大半的帝王作为“教主”那一面，除了坏事之外，别无建树。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化一直没有陷入一神崇拜。中国人的祖宗崇拜中，已经包含了对“宿命自我”的追寻，相对西方一神崇拜，绝对是一种进步。这更应该感谢新中国建立后的六十年，更是把这种迷信文化扫荡到了阴山背后了。但是，今天的绝对多数人还是“迷信”，风水师，算命馆还有经销渠道，庙宇还有香火就是一个明证。
人们不要那么粗心，中国人的“迷信”中，更是企图打开生命的未知之谜，更企图自己成为命运的主人。这是西方人想也不敢想的,也无法想得到的。西方人读懂《圣经》的并不多。《圣经》，尤其是《新约·保罗书》，正是希望人们透过“宿命自我”而追寻“道心自我”的。但整个西方没有这个文化底蕴，最后只能落个一神崇拜。香火，莫过是中国人对于“神”的一种贿赂，完全不是西方人的那种宗教虔诚。现在许多人非常欣赏西方的慈善事业，这便是典型的“角色文化”引起的误会。你能“慈善”得了谁？别骗自己了。至于说到更深层，中国的儒、道、释全部是严格的无神论者。宗教迷信，西方那样的宗教迷信，在中国古文化中没有地位，在现今的共产中国更没有地位。“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是，中国文化也不是所谓的“唯物”主义文化。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认为似乎一切不被现在当下的科学技术证明的，不合于科学逻辑的，就是错误的。起码《秦腔》中没有如此狭隘可笑的观念。中国文化今天仍然还残存着“迷信”，但是大大不同于西方迷信。从《秦腔》反映出来的“引生——贾平凹”的“迷信”，未必不是未来人类智慧的源头。
引生这个人物真可贵之处在于他的永远“莫衷于是”，“浑浑噩噩”，永远似是一个没有归宿的游魂。既可以随夏天义去淤地，也可以到新开的酒店中胡混。哪里都有他的身影，哪里都没有他的是非。作为“老干部”的儿子，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贾平凹的这种描写，是非常巧妙而精彩的。人们，你一旦真找到了自己的“宿命自我”，大半都是这样的。“宿命自我”一旦被认知，人们就会立刻脱离“角色自我”的偏执狂。谁对我好，谁对我坏，全部是该有的宿命，介意什么？更重要的是一旦认知了自己的“宿命自我”，就可以初步体会到老子对生命的描绘：“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请看贾平凹自己是怎么说的：
对于农村、农民和土地，我们从小接受教育，也从生存体验中，形成了固有的概念，即我们是农业国家，土地供养了我们一切，农民善良和勤劳。但是，长期以来，农村却是最落后的地方，农民是最贫困的人群。当国家实行起改革，社会发生转型，首先从农村开始，它的伟大功绩解决了农民吃饭的问题，虽然我们都知道像中国这样的变化没有前史可鉴，一切都充满了生气，一切又都混乱着，人搅着事，事搅着人，只能扑扑腾腾往前拥着走，可农村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后，国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城市，农村又怎么办呢？农民不仅仅只是吃饱肚子，水里的葫芦压下去了一次就会永远沉在水底吗？就在要进入新的世纪那一年，我的父亲去世了。父亲的去世使贾氏家族在棣花街的显赫威势开始衰败，而棣花街似乎也度过了它暂短的欣欣向荣岁月。这里没有矿藏，没有工业，有限的土地在极度地发挥了它的潜力后，粮食产量不再提高，而化肥、农药、种子以及各种各样的税费迅速上涨，农村又成了一切社会压力的泄洪池。体制对治理发生了松弛，旧的东西稀里哗啦地没了，像泼去的水，新的东西迟迟再来，来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趔趄，无所适从，他们无法再守住土地，他们一步一步从土地上出走，虽然他们是生命，把树和草拔起来又抖净了根须上的土，栽在哪儿都是难活。我仍然是不断地回到我的故乡，但那条国道已经改造了，以更宽的路面横穿了村镇后的塬地，铁路也将修有梯田的牛头岭劈开，听说又开始在河堤内的水田里修高速公路了，盆地就那么小，交通的发达使耕地日益锐减。而老街人家在这些年里十有八九迁居到国道边，他们当然没再盖那种一明两暗的硬梁房，全是水泥预制板搭就的二层楼，冬冷夏热，水泥地面上满是黄泥片，厅间蛮大，摆设的仍是那一个木板柜和三四只土瓮。巷口的一堆妇女抱着孩子，我都不认识，只能以其相貌推测着叫起我还熟悉的他们父亲的名字，果然全部准确，而他们知道了我是谁时，一哇声地叫我“八爷”（我在那一辈里排行老八。）我站在老街上，老街几乎要废弃了，门面板有的还在，有的全然腐烂，从塌了一角的檐头到门框脑上亮亮的挂了蛛网，蜘蛛是长腿花纹的大蜘蛛，形象丑陋，使你立即想到那是魔鬼的变种。街面上生满了草，没有老鼠，黑蚊子一抬脚就轰轰响，那间曾经是商店的门面屋前，石砌台阶上有蛇蜕一半在石缝里一半吊着。张家的老五，当年的劳模，常年披着褂子当村干部的，现在脑中风了，流着哈喇子走过来，他喜欢地望着我笑，给我说话，但我听不清他说些什么。堂兄在告诉我，许民娃的娘糊涂了，在炕上拉屎又把屎抹在墙上。关印还是贪吃，当了支书的他的侄儿家被人在饭里投了毒，他去吃了三大碗，当时就倒在地上死了。后沟里有吵架，一个说：你张狂啥呀，你把老子×咬了？！那一个把帽子一卸，竟然扑上去就咬×，把×咬下来了。村镇出外打工的几十人，男的一半在铜川下煤窑，在潼关背金矿，一半在省城里拉煤、捡破烂，女的谁知道在外边干什么，她们从来不说，回来都花枝招展。但打工伤亡的不下十个，都是在白木棺材上缚一只白公鸡送了回来，多的赔偿一万元，少的不过两千，又全是为了这些赔偿，婆媳打闹，纠纷不绝。因抢劫坐牢的三个，因赌博被拘留过十八人，选村干部宗族械斗过一次，抗税惹事公安局来了一车人。村镇里没有了精壮劳力，原本地不够种，地又荒了许多，死了人都熬煎抬不到坟里去。我站在街巷的石磙子碾盘前，想，难道棣花街上我的亲人、熟人就这么很快地要消失吗？这条老街很快就要消失吗？土地也从此要消失吗？真的是在城市化，而农村能真正地消失吗？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怎么办呢？
贾平凹是在困惑中，也是在恍兮惚兮中。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境界。他热恋这人生，这故乡，焦虑，忧患……但不下结论，不彻底悲观，更不轻易表现出自己是如何大义凛然。如何为民请命。因为他知道，不能“外求”。宿命如此吗？但我还要追寻，追寻。读过《离骚》的人，对这种心境不会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