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画生是毛泽东同志曾经用过的笔名。毛泽东于1917年在第三卷第二期《新青年》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即署名“二十八画生”。“二十八画”即“毛泽东”这三个字的繁写体总共的笔画数，“生”是“青年学子”的意思。
原文如下：二十八画生者，长沙布衣学子也。但有能耐艰苦劳顿，不惜己身而为国家者，修远求索，上下而欲觅同道者，皆吾之所求也。故曰：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敬启者二十八画生。
* 其他材料上写得清楚，毛泽东只是把他的广告贴到长沙街上的一面墙壁上，一家报纸认为它有刊登的价值，就把它采用了，毛泽东在他的原稿上加了标题：“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
毛泽东只得到“三个半回音”——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接着又转向了”；两个回答来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后来成为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并与毛发生过冲突。毛回忆时，只是提及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说：“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然而，这个表面上看来显得天真的征友启事使这些爱国青年开始了重要的活动。毛泽东组建了一个纯政治性的组织“新民学会”〔54〕，它是湖南上空升起的第一颗红色信号弹。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天，毛泽东对爱弥·萧（萧三，即萧子嶂）评论说，“一种人善于做具体事情，一种人善于做组织工作，前者要多于后者。但是，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 〔55〕
毛泽东感到，一位组织家的天才，就在于能把各种人的长处融合起来，他不应当揭露挑剔别人的弱点，而应鼓励所有积极因素的联合。他的父亲没有做到这一点，而他将会成功。
1918年6月，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了。和他圈子里的人一样，他在社会上仍无立足之地，是个持不同政见者，思想里充满了矛盾。他在毕业前夕给黎锦熙的信中这么说：“对于如何对待宇宙、人生、国家或是教育我全无想法，我觉得这些极为混乱，且混乱之因必生混乱之结果。”〔56〕
1890年的改革者们也是持不同政见者，但是当时的社会有他们的思想的土壤。梁启超虽然在知识界被视为外人，但他的乖僻和好发宏论在当时则是同好者众。
对毛泽东这一代人来说，旧中国已不再是一统江山———甚至就要遍地烽烟了。在军阀时代，传统已失去了意义。同时，毛泽东又不能在西方化的中国人身上找到认同，如在檀香山受过西方教育的孙中山。现在，他既不是一条小鱼，也不能算是一只雄鹰。
毛泽东的生活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不再受他人幻想的鼓动，已经能自我控制。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业优异。杨昌济先生把毛泽东列为他在长沙教过的几千名学生中的第三位———毛泽东的朋友萧子升第一，毛泽东的另外一位朋友、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一颗流星的蔡和森居第二。第一师范的最后一年，同学们在人品、胆识、口才和文章等几方面把毛泽东作为学校的楷模（校长当然不会这样做）。一个学友称他为“奇才”，又一个称他为“智囊”，还有一些称之为“毛奇”。〔57〕
毛泽东正在形成自己的思想，他看重中国的尊严，他信仰个人自由，他已抛弃了他以前心目中的英雄梁启超和康有为的改良主义。他感到，在风雷激荡的社会变迁中，需要有新的东西产生。
新民学会在蔡和森家里成立时（萧瑜任总干事），毛泽东说：“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Tolstoy）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新思想。”〔58〕但是，新思想能带来一个新的社会吗？
在这几年，毛泽东很少讲“革命”这个词，即使谈到它，也仅指扫除一切旧的东西。他毕竟才24岁，可塑性还是相当大的，以至于一位老师的影响———且不说杨昌济，就是袁大胡子———也能在他的心灵上留下烙印。
毛泽东的风格是不断完善自己，与任何放纵自满都格格不入。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把利刃，他将挑战、探索、鉴别、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