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哈罗夫（Sakharov,Andrey Dmitriyevich） 苏联物理学家，被称为苏联氢弹之父，1921年5月21日生于莫斯科。 萨哈罗夫和他的父亲都是物理学家。他于1947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来从事氢弹的研究工作。他在苏联的地位正相当于美国的特勒。萨哈罗夫对核军备的后果深为不安，这便使他又成了苏联的奥本海默。他反对进行大气核实验，1968年又大声疾呼核裁军，在其他方面也表现得与苏联当局格格不入。他还呼呈进一步容许不同的政见。由于他对国家作出过重大科学贡献，在国际上也享有声名，因此相对比较安全，这样，他便成了苏联国内最有影响和最大为胆的持不见政见者。他被宣布为197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这使苏联的鹰派大为光火，正如十二年前泡令得到这一殊荣使美国的强硬派气恼不已一样。但苏联当局比美国更甚一步，拒不同意让萨哈罗夫去奥斯陆领奖。他在各方面都受到刁难，并被送往外地，过着与世隔绝、形同软禁的生活。一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才让萨哈罗夫回到莫斯科，并持续关心人权状况，1989年3月，萨哈罗夫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员，1989年12月心脏病突发过世。
萨哈罗夫最受人关注的不是他在苏联核弹研究中的贡献，不是他的性格，而是他在政治态度。作为苏联的核弹元勋，萨哈罗夫获得的诺贝尔奖不是物理学奖，而是和平奖。
他是“人类的良心”。1975年诺贝尔委员会这样评价萨哈罗夫。
“不论在俄国还是整个世界，他的一生都是追求自由与和平的人们希望与精神的灯塔。”美国总统布什在这位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诞辰80周年纪念会上这样总结。
萨哈罗夫出生在莫斯科的一个知识份子家庭，他没有在社会底层成长的经验，也并不了解多少普通人的艰辛。作为莫斯科大学物理专业的高材生，他很快就被选拔到共产党的核子研究计划。1948年，27岁的萨哈罗夫被安排到研制核子氢弹的代号为“阿扎玛斯16号”的秘密项目中，这个项目由斯大林的亲信、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主管。在这个远离城市的秘密试验地，这位后来被誉为“俄国氢弹之父”的萨哈罗夫可以享受裆的高级干部的特权生活，他在自传中对那段生活描述说，“我们听音乐，谈论人生的意义和人类的前途。”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我感到伟大人物丧失的影响，我想到的是他的人道主义。”
但三件现实中的“经验”使萨哈罗夫开始沉思，第一件是一位同事悄悄告诉他，这个秘密试验场是由蒸制犯修筑的，这些蒸制犯曾暴动，但斯大林的亲信贝利亚领军队来镇压，把他们全部处决了。第二件事是萨哈罗夫亲眼看到一队队的犯人在这个试验地做苦力。第三件事是他的氢弹试验导致很多平民死亡和伤残；其中一次试验之前，他判断会有一万人因此伤亡。他给赫鲁晓夫打了电话说，“这种试验毫无意义，它只是毫无理由地杀人。”这位当时的苏共一把手说他会下令推迟试验，但第二天核试验照样进行了。
萨哈罗夫为此哭了一场。他在自传中说，“这件事之后，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决定和周围决裂。”萨哈罗夫认识到，作为真正科学家追求的是同情（关爱）、自由、真实（compassion, freedom, truth）。”
于是萨哈罗夫像奥维尔等所有先驱般的优秀知识份子一样，当发现他们原来所信仰的“理论”和他们自己亲身经历的现实发生冲突时，当意识形态和人本身（价值）发生矛盾时，他们义无反顾地站在真实和人本身这一边。
1964年，萨哈罗夫联合了另外24名俄国知名艺术家和知识份子写信给当时的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警告”他不要恢复斯大林的名誉。这封公开信的最显眼之处是“警告”。
1968年，萨哈罗夫把一篇题为“进步的反射，共存和知识份子的自由”的文章偷送到美国，发表在《纽约时报》上。这篇文章被研究者称为“苏联鸡权制度的判决书”，它呼吁建立一个民猪、多元、人道的社会。据美国的“萨哈罗夫基金会”网页（http://www.wdn.com/asf）介绍，这篇文章在第二年底就在全球复印、流传有一千八百万份。
索尔仁尼琴当时激动地评价说，“在苏联那成堆成堆的腐败、重私利、毫无原则的知识份子中”，萨哈罗夫的出现是“一个奇迹”。
但萨哈罗夫立刻为此付出代价，他被从核子研究机构开除了。裆报开始批判诋毁他，包括一些物理学家在内的俄国知识人，也纷纷指责他是叛徒，是“犹大”，是“西方在苏联试验室中的老鼠”。
赫鲁晓夫指责他“把鼻子伸向不该去的地方”；秘密警察头子安德罗波夫把他定性为“第一号公开的敌人”。1980年，萨哈罗夫和他妻子被押解到距莫斯科250英里的高尔基城，那个城市不对外国人开放，他们夫妇被要求不得离开这里，被监视居住、与世隔绝了6年。
萨哈罗夫曾两次绝食抗议，克格勃们把他送进医院，强行灌食。还有报道说，秘密警察给他用了改变脑子（思维）的药物。萨哈罗夫坚持撰写“自传”，要把他的经历和发现告诉世界。但他不得不把1,000多页的自传主要内容重复写了三遍，因为前两次都被克格勃“偷”去了。
萨哈罗夫就像那个著名童话“皇帝的新衣”中的孩子一样，勇敢地站出来指出“皇帝赤身裸体”。虽然他是孤军作战，但正像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指出的，这种抗争“产生於这样的层次，即人的良知的层次。
1986年底，在高尔基城被封闭了六年的萨哈罗夫家里突然来了一批人，给他家安装了电话。第二天，第一个电话铃响后，萨哈罗夫发现对方是戈尔巴乔夫，这位提倡“新思维”的共产裆领袖邀请他们夫妇搬回莫斯科。
萨哈罗夫回到莫斯科后，投入更积极的人犬和蒸制活动中，当选为国会议员。在国会开幕时，戈尔巴乔夫安排他第一个发言。萨哈罗夫没有配合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新思维的目的是延长共馋主义的寿命），而是在国会提出，要结束共馋党的赚制制度。连戈尔巴乔夫都不得不回击他的批评。
萨哈罗夫的原则是，不做奸臣，也不做“忠臣”，就是“不做臣民”，坚持他所认识到的真理。
1979年，当苏军进入阿富汗时，萨哈罗夫公开出来谴责这是侵略。在当时苏联知识界和民众都对苏军的行动持强烈、近乎狂热的爱国主义立场时，萨哈罗夫在这片“爱国者”的汪洋大海中，像一叶孤舟，独力而倔强地站在“人”的立场为阿富汗讲话。在萨哈罗夫的人生字典中，自由高於民族，个体（价值）大於国家。或者说真理大於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