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闻遐迩的“宁波帮”，是宁波人尤其是宁波商人在开展商事活动中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种群体称谓。是历史上著名的商帮。
源远流长的从商风气
宁波商事之早追溯至公元前。
公元前222年，秦于三江口以东建置鄞县。
唐宋时，宁波“商舶往来，物货丰衍”。至清初，则成“百货咸备，商号林立”的繁荣景象。
“五口通商”后，宁波的商业曾一度兴旺。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宁波的钱庄、南北货号、鱼行遍布于市，世人称“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
宁波帮的历史初显风流
姻亲帮姻亲，同乡助同乡。长年在外埠经商的宁波人，通过血缘姻亲和地缘乡谊结成了商业群体，这就是天下闻名的“宁波帮”。
“宁波帮”形成于明朝，崛起于五口通商后的上海，至辛亥革命后达到鼎盛。近代中国工商业的风风雨雨，留下了“宁波帮”浓墨重彩的一笔。1916年孙中山先生曾对宁波帮企业家作过高度评价：“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影响与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创业上海
书写上海港的开埠史，离不开“宁波”二字。
五口通商后，大批宁波人麇集上海，致力于创业活动，逐渐结成了上海最大的商帮，对上海的金融、商业、航运、工业等各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上海成了海外“宁波帮”的摇篮和跳板。时至今日，上海高一半的市民家庭与宁波有着扯不断的血缘关系。
开拓香港
香港，中国另一颗“东方明珠”，同样流溢着“宁波帮”熠熠光彩。从安子介提出经济发展理论，到包玉刚建立“海上王国”，从邵逸夫成为“影业巨子”到陈延骅成为“棉纱大王”，宁波又是与香港腾飞紧密相连的一个名字。
造福桑梓
l984年8月1日，北戴河。世纪伟人邓小平说了那句令新老宁波人激动至今的话：“要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话音所至，遍布世界各地的“宁波帮”的游子之心飞向春意盎然的甬江岸畔。
星转斗移，乡情不渝。继老一辈“宁波帮”之后，正在崛起的新一代“宁波帮”继承着报效故乡、造福桑梓的风范与传统。目前，全世界64个国家和地区活跃着30多万“宁波帮”。他们不仅继续为家乡的公益、教育、医疗等事业慷慨解囊，而且为故里的经济建设献计出力，昭示了海外游子的拳拳之心。
宁波帮的特点勇创大业。有一句话说，无宁不市。这说明宁波人的创业精神。创业，既要有宏大长远的目标，又要有坚忍不拔的实干。如同创建一座大厦，目标便是构建大厦的总体设计，实干则是建造大厦的钢筋砂石。宁波地处海滨，田少人稠，在长期外出经商者中，涌现出一大批实业家，他们根在宁波，创业在上海、天津、武汉以及香港、台湾，还有的徙向海外，诸如虞洽卿、盛丕华、吴锦堂、王宽诚、包玉刚、邵逸夫、应昌期等等。从这些宁波商帮的人生经历中，都可以发现宁波人自强不息、吃苦耐劳、勇闯大业的精神风貌。在上海的发展历史中，宁波人创造了50多项第一，比如第一家银行、第一家证券所等等，他们的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报效桑梓。这是一种爱国主义精神。凡是有宁波人在外地从事实业的地方，几乎都有宁波同乡会的组织，这些同乡会都有一个共同的宗旨，扶助乡亲，报效桑梓。这种理念在宁波商帮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当他们离别故土，走南闯北，艰苦创业，取得成效之时，不忘报效国家，不忘为故乡父老乡亲造福。以邵逸夫的乡情为例，可以从他珍藏的“三件宝”中得到证明：一块银元大小的泥土制品，周围镶嵌着一圈稻谷，正中是谷粒镶成的两个字“乡土”，反面是一个“寿”字；一把银制的古式钥匙，上面刻着四个字：“桑梓钥匙”；一块石头镇纸，上面有邵氏先人的手迹。至于邵逸夫的人生格言更为明确：“我要为国家富强多做些事情。”他捐赠了10多亿资金，用于祖国各地的科教事业。
大气开放，勇创大业，报效桑梓，这也是“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的重要内涵，也是浙江精神在一个区域的具体展现。作为宁波人，我真诚祝愿宁波精神在推动宁波的经济发展、提升宁波父老乡亲的文化素养等方面，显示出强大威力。
宁波帮与上海19世纪60年代以后，上海的崛起吸引了一代代宁波人前往“淘金”。在近代上海居民的构成中，宁波移民为最多（包括其周围的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和宁海），到清末，在上海的宁波人已达40余万，约占当时上海居民总数的三分之一；到20世纪30年代，在沪宁波人已有百万之众，逐渐成为近代上海市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统计显示，现在每3个上海人中就有一个是宁波籍人士。宁波人的一些饮食习惯，如咸菜过泡饭、宁波年糕、汤圆、黄泥螺、咸鱼鲞都成了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习惯之一。更为有趣的是，现在全国闻名的上海话代表语“阿拉上海人”，其实是出自于宁波话“阿拉”。现在使用的“标准上海话”，实质是宁波话和苏州、无锡话的混合物。
上海在不断嬗变的近代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有着自己特色和内涵丰富的城市精神，这与宁波商帮百余年来在上海滩所留存下来的经营理念不无关系，上海这座城市的“骨髓”之中已经融合进了许多“宁波因素”，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朝气蓬勃、欣欣向上的商业精神。在近代中国，宁波帮与广东帮、山西帮、安徽帮并称为中国四大商帮，在上海主要是广东和宁波这两大商帮。由于地域文化的关系，上海人听不懂广东话，对粤文化不太感兴趣；宁波地域文化则与上海相同，风俗习惯差异不大，因此宁波移民可轻而易举地被上海人所接受。此外，宁波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贸易商埠，长期受商业文化熏陶，这种社会背景、实践经验蕴，成为宁波商帮在上海谋求发展并取得较大成功的原因之一。
正因为如此，宁波人在近代上海的商业活动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尤其在金融、商业、航运、工业等领域，是近代上海工商业中重要的领军力量之一。如被誉为“上海钱业领袖”的秦润卿，执掌上海钱业公会达15年之久；叶澄衷、严信厚、朱葆三等创办了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此外，朱葆三、刘鸿生等又创办了中国第一批保险公司；虞洽卿、盛丕华等创办了第一家由华人开设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等等。在当时外国公司林立、外国资本实力雄厚的上海金融界和商界，这些优秀的宁波企业家们苦心经营，殚精竭虑，终于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中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这就是宁波商人带给近代上海的那种朝气蓬勃、欣欣向上、精于商务的精神！
除了金融业外，到上海开设各类店铺、从事商品零售的宁波人更不在少数。值得一提的是至今仍驰名上海的著名商家中，有许多是宁波商人创办和经营的。如童善长的“童涵春堂国药号”、黄楚九的“中法药房”、史致富的“万国药房”、叶澄衷的“老顺记五金洋什货号”、孙梅堂从德国人手中接盘的“亨达利钟表店”、应启霖等的“亨得利钟表店”、江良通的“和昌号西服店”、许达昌的“培罗蒙西服公司”、柴宝怀的“宝大祥绸布店”、丁大富的“信大祥绸布店”、叶启宇的“叶大昌食品店”、邵六百的“邵万生南货店”、祝正本的“老正兴菜馆”等等。宁波人在沪几乎涉足各行各业，特别是在创办近代民族工业方面，宁波商帮开创了许多中国近代工业上的“第一”和“最大”。据1936年出版的《上海工商人名录》统计，上海工商界名人1836人中，宁波籍人士就有453人。
二、脚踏实地、务实勤奋的敬业精神。宁波人肯吃苦、善用脑，干一行爱一行，并且干好一行，这种敬业精神是其在创业阶段最鲜明的一个特点。涌入上海滩的普通宁波人，大多数都不是腰缠万贯的商人或企业家，而是白手起家，从最卑微的苦力活做起，如学徒、伙计、木工、裁缝等等，即使是后来称为“大亨”的叶澄衷、朱葆三、虞洽卿、秦润卿、王伯元等人也概莫能外。他们通过艰苦创业、顽强拼搏，迅速在上海滩站稳脚跟，而且大多具有较强的自立自强意识，千方百计成就自己的事业。他们善于把握机遇，洞察市场，敢为天下先，纷纷涉足新兴行业，特别是从事当时颇有风险又无人问津的对外经济活动，从而迅速壮大自己。他们或充当买办代理洋商经营而起家，或经销洋货、附股洋商企业而获利，或从事对外贸易而发迹。这不仅使大批宁波商人掘得第一桶金，迅速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而且由此接触与熟悉了西方近代企业的管理经验和知识。近代上海的许多先进管理知识和技能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宁波人引进的。正是宁波商帮的这种实干精神，成为近代上海人性格的重要部分，同时也对上海的城市精神形成产生一定影响。
三、审时度势、奋力开拓的创新精神。宁波人的冒险精神和开拓精神，在商业活动中显露无遗。他们有了一定资本后，不是买田置地或存放到银行以求保险，而是把商业利润投资于产业，把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结合起来。敢冒风险，锐意进取，也就把握了高收益的机会。宁波商帮在各类经营活动中头脑灵活、长于思考、善于经营、富于机变，因而在近代上海残酷激烈的商战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生意场上，宁波商帮机敏善变，从不墨守成规，他们总是能够不失时机地调整经营业务和经营策略，其灵活善变的能力叫人拍案。譬如，1890年永昌机器厂老板董秋根、何金泉听说意式直缥车比普通丝车效率高，就立即日夜制造意大利式缥丝车及小马力引擎。1898年商务印书馆鲍咸昌见日本钢模印字清晰，就立即引进，使印刷质量为之一新。1894年严信厚把通久源轧花厂从单一轧花向纺纱、织布拓展，形成为一个综合性的纺织企业。在航运业领域，早在1852年宁波商人就集资向英商购买了中国第一艘民营轮船“宝顺号”，这比后来洋务派自造新式轮船至少早了10余年。
宁波商帮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也把他们的创新精神应用到了新型管理制度的创立上。“过账制度”就是宁波商人创立的一种金融信用制度，即钱庄对客户的经济往来不支现款，采取划账的办法，类似于以后新式银行的票据交换制度。这一制度移植到上海后，促进了上海的金融融通，也增强了宁波帮的经济实力。因此，宁波人的创新精神对近代上海城市精神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四、锱铢必较、讲究实效的精明精神。在商场上，上海人被国人看成“精明而自负、人人精于商战”。但实际上，上海人这种自近代以来形成的处世和做生意特色，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宁波商帮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从宁波人那里“印”过来的。宁波人到上海后，无论是经商，还是从事其他职业，都精打细算、锱铢必较、注意小节、讲究实效。宁波人的精明特别表现在会算账、算细账方面，因此在金融业宁波人总是胜人一筹，这充分显示了宁波人的精明所在。
此外，宁波商人生活和处事比较低调，不事张扬，即使腰缠万贯，衣着也不奢华。只要有生意可做一概涉足，大钱要赚，小钱也要赚；别人不屑去做的，宁波人也愿去做。而且，往往就是从别人不太注意的小地方着手，去开创一番事业，这些都是宁波商人的精明之处。
五、讲信用、重信誉、守规则的诚信精神。宁波人在市场经济中是讲信用、重信誉、守规则的群体之一。他们在长期的商业实践中体会到，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游戏规则必须遵循。诚信不仅是一种品行，更是一种责任；不仅是一种道义，更是一种准则；不仅是一种声誉，更是一种资源。就个人而言，诚信是高尚的人格魅力；就企业而言，诚信是宝贵的无形资产；就社会而言，诚信是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宁波商人将中西文化兼容并蓄，把诚信原则“讲诚实、重信用、求质量”运用到商业交往中，这是大多数宁波商人之所以事业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宁波有句俗话叫“天下之主，不如买主”。宁波商帮在日常生意交往中，将顾客视为“衣食父母”，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经商传统：如待人如宾，顾客上门，不管新老，笑脸相迎，端凳请坐，敬烟献茶；货款不足，派人跟取，携带不便，送货上门；远道顾客，招待食宿，买错货物，允许调换等。总之一句话，宁波人做生意很重视自己的服务，满足顾客的需求，以诚信赚钱。
近代宁波商帮，还从事一项全凭信用的特殊行业———民信局，其功能相当于现今的邮政局，书信、报刊、契约、金银、钱票皆可邮递，兼营护送货物。这种民间邮政机构，除了雄厚的实力，更需要绝对的信用。有人说过：“民信局为宁波之专业，资本甚大，信用亦最佳，凡一经民信局保险之信札，内中银钱汇票，倘有遗失等情，一概由该局赔偿。”这种“一诺千金”的企业信用，使宁波自清乾嘉以来，一直是民信局的中心所在。
在当今的中国，各地都视上海人“精明”，但对其在经济活动中的“诚信”还是比较相信的。这又是宁波商帮对上海城市精神留下的一个重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