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约328～约376），东晋文学家。字彦伯，小字虎。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初入仕途，谢尚引为参军，累迁至大司马桓温府记室。文笔典雅，才思敏捷，深受桓温器重，使专掌书记。桓温北伐，袁宏奉命作露布，倚马疾书；顷刻间即成七纸。入为吏部郎，授东阳太守。太元初去世。袁宏原有集20卷，已佚。有《后汉纪》三十卷，《正始名士传》三卷，《竹林名士传》三卷，《中朝名士传》若干卷，《集》二十卷。《后汉纪》的撰写,经历了近十年的时间。除竹林名士传外,《后汉纪》是他流传至今的唯一精心史作，今存30卷。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及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录其诗、赋、序、赞、碑、铭、疏、表等20余篇，亦多残缺。
从征行方头山诗 采菊诗 咏史诗二首 拟古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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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征行方头山诗
峩峩太行。凌虚抗势。天岭交气。窈然无际。澄流入神。玄谷应契。四象悟心。幽人来憇
采菊诗
息足回阿。圆坐长林。披榛即涧。藉草依阴。
咏史诗二首
一
周昌梗槩臣。辞达不为讷。汲黯社稷器。栋梁表天骨。陆贾厌解纷。时与酒梼杌。婉转将相门。一言和平勃。趋舍各有之。俱令道不没。
二
无名困蝼蚁。有名世所疑。中庸难为体。狂狷不及时。杨恽非忌贵。知及有余辞。躬耕南山下。芜秽不遑治。赵瑟奏哀音。秦声歌新诗。吐音非凡唱。负此欲何之。
拟古诗
高馆百余仞。迢递虚中亭。文幌曜琼扇。碧疏映绮棂。
袁宏在这里比较了儒道两家的基本政治原则，在肯定两家各自的社会作用的前题下，因其一则为“居极”之术，一则为“运通”之方，从而明其有 “本”、“用”之别。这也是对上引王弼《老子》“三十八章注”中所述思想的一种发挥。袁宏的论述，在与他同时代名士的论著中也可看到类似的说法，如《晋书》“李充传”载，李氏“幼好刑名之学，深抑虚浮之士”，于是“引道家之弘旨，会世教之适当”而著《学箴》，以期“祛困蒙之蔽，悟一往之惑”。他说：
“《老子》云：‘绝仁弃义，家复孝慈。’岂仁义之道绝，然后孝慈乃生哉？盖患乎情仁义者寡，而利仁义者众也。道德丧而仁义彰，仁义彰而名利作，礼教之弊，直在兹也。先王以道德之不行，故以仁义化之，行仁义之不笃，故以礼律检之，检之弥繁，而伪亦愈广。老庄是乃明无为之益，塞争欲之门。……物必有宗，事必有主，寄责于圣人而遗累乎陈迹也。故化之以绝圣弃智，镇之以无名之朴。圣教救其末，老庄明其本，本末之涂殊，而为教一也。”[37]
此外，如葛洪，从道教的立场出发也强调所谓：“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未也”[38]等等。由此可见，以道家为本，融合儒道可说是东晋时期一股重要的社会思潮。
两晋之际，一部分名士借适自然之性而遗落世事，放诞不羁，纵情越礼；一部分名士则又借崇礼教之名，“存名以为己”，“托名以胜物”。袁宏的“道本儒用”论，不能说与这一社会现实无关。他是既反对崇尚虚浮，蔑弃礼法的任自然末流，也反对“假（借）仁义以济欲，或礼贤以自重”[39]的崇名教末流。他的意见是：“仁义不可不明”，而同时“生理不可不全”[40]，因而希望在理论上重新讲清楚自然与名教的统一关系，进一步发扬王弼、郭象的正统玄学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