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早商的二里冈文化时期，在青铜器上有铭文是应予肯定的。发现甚少的原因首先应该是由于此时期在青铜器上铸铭尚未成为风气。其次也与迄今很少发现较大型的、保存完好的二里冈文化时期的青铜器墓有关。这点，已有学者指出过。
此时期金文最常见的形式有： 1、仅铭有所谓族氏铭文，即家族之名号，用以表明作器者之属。其中有的属于所谓复合氏名，即作器者在署名家族名号的同时还署名了其家族所从属的更高级别家族的名号，从而显示了一种宗族组织的谱系关系。此种氏族名文还常常同亚字形相结合，在亚字形内部或其外部。对于亚字形的含义，现在的研究人员尚有不同的见解。 2、在氏族明号外还同时铭有本家族死去先人的“日名：（以十干，即甲、乙、丙、丁、戊、已、辛、壬、葵接在亲称“祖”、“父”、“匕”、“母”等之后），或仅有日名而略去亲称，这表明此种器物是该家族的贵族专为祭祀具有这一日名的先人之祭器。
3、仅铭有“日名”。这似乎可视为以上第二种形式的省略。
4、仅铭有作器者名。由于家族长的个人名号往往被用作家族名号，所以此种形式的铭文虽可能仅是作器者的个人名号，但个别的（如“子某”）也可能是一个家族的名号。
由于商代晚期铭文多数属于上述内容，所以此时期铭文字数一般只有几个字。在一些金文著录书中，如《三代吉金文存》、《商周金文录遗》和近年来陆续出版的《殷周金文集成》所收各类器铭中，凡字数少到两三个、三四个者，多是商晚期金文，可见其数量相当多，在商周金文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种商金文可谓“言短意深”。从上文对其几种常见形式之含义的说明，也可以知道它们反映了当时商人的家族形态、家族制度与宗教观念等重要问题。虽已有不少人作过研究，但其中深刻之内涵仍有一些迄今未能知晓，今后仍当是金文研究的重要课题。 殷代青铜器中也有少数铭有较长的铭文，但时间已到了殷代晚期。其中字数最多的如我方鼎铭文，不包括铭末“亚若”有四十一个字，就是长铭的代表。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邲其三卣也有长铭，如四祀卣铭文字数即达四十二字。 这些较长的铭文内容多涉及商晚期重要战事、王室祭祀活动、王室与贵族关系等，但对铭文中一些字词的 含义，所反映的一些当时制度的状况，迄今仍是研究的薄弱点。 这一时期的金文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表现在以下方面,一：表示人体、动物、植物、器物的字，在字形上有较浓的象形意味。取人体形象的文字，头部常作粗圆点。腿部作下跪形状。这种字形并不表明此时文字还处于原始阶段(这从同时的或较早的甲骨文字即可得知)，而只是一种美化手段，是郑重的表示。二：绝大多数笔画浑厚，首尾出锋，转折处多有波折。三：字形大小不统一，铭文布局亦不齐整，竖虽基本上成行，但横却不成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