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赫尔曼（Hermann the Lame,1013～1054） 德国数学家。生于阿尔茨豪森(Altshausen)，卒于阿尔茨豪森，早年在修道院学校学习，1043年成为赖谢瑙的修道士。由于他幼时患病，脚部留有残疾，因此又称为跛脚的赫尔曼。他通晓阿拉伯天文学，是在大翻译运动以前向西方各国引进阿拉伯天文技术的重要人物。他著有关于星盘的书。在数学方面，曾研究如何使用当时的算盘进行四则运算。他还提出过一种复杂的数学游戏，其原理基于初等数论，涉及算术比及三种级数的知识。
2.赫尔曼·威廉·戈林（Hermann Göring，1893年1月12日—1946年10月15日），纳粹德国空军元帅，德国纳粹党的二号人物，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在纽伦堡审判中，戈林被控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并被判处死刑，但他在执行死刑前数小时在狱中自杀。
戈林生於德国巴伐利亚州的罗森海姆，其父海因里希·欧内斯特·戈林是律师和地方官僚，母亲名法蓝琪丝卡（Franziska）。幼年的戈林经常与父母分居两地，在家中接受家庭教师的教育，此后先后就读於卡尔斯鲁厄的空军士官学校和著名的柏林Lichterfelde军营。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戈林先在陆军服役，后成为一名飞行员。他先后执行过侦察机和轰炸机等任务，最后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战争结束后，戈林成为一名著名的王牌飞行员，并担任著名的里希特霍芬飞行中队的指挥官。
1915年中，戈林开始在弗莱堡参加飞行训练，之后被分配到第5飞行中队。不久他的座机被击落，於是1916年的大部分时间，戈林都不得不在后方养伤。1916年11月，戈林回到空军部队，并来到第26飞行中队。1917年，戈林被授予普鲁士功绩勋章。1918年7月7日，在著名飞行员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牺牲后，戈林担任了里希特霍芬飞行中队（Jasta 11）的队长。最后，他凭藉击落22架敌机的骄人战绩成为德国的王牌飞行员。顺便值得一提的是，戈林是唯一未被邀请参加Jasta 11中队的战后联谊会的队员。
1917年6月，在一场持久激烈的空战中，戈林击落了一名经验不足的澳大利亚飞行员弗兰克·斯里。这场战斗在后来被夸张地称为「赫尔曼·戈林的崛起」。戈林在战斗结束后，与对手会面，并把自己的铁十字勋章送给了对方。若干年后，斯里将这枚勋章送给了一个朋友，而这位朋友就在诺曼第登陆战役中死在海滩上。
一战后，戈林继续在空军服役，主要在福克飞机公司工作，是一名特技飞行的试飞员。1920年，他进入瑞典的航空公司Svenska Lufttrafik工作。同时，他也是一战后德国国防部队的一名军官，在1933年他被提升为少将，193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不久，德国空军成立，戈林便成为空军上将。
在斯德哥尔摩工作期间，戈林遇到了第一任妻子卡琳（Carin Freiin von Kantzow） (1888年-1931年)，1923年两人在慕尼黑结婚。1931年，卡琳因肺结核病逝，1935年戈林再与女演员Emmy Sonnemann结婚。
早在1922年，戈林就加入了纳粹党，并成为纳粹冲锋队的指挥者（德语：Oberste SA-Führer）。之后，他离开这个职务后，仍然保持了冲锋队中将的军衔直到1945年。
1928年，戈林成为德国国会议员，1932年至1933年间，他担任了国会议长。他在纳粹党确立统治地位的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早期，戈林还担任普鲁士及帝国的数个部长职务，主管经济和军队建设等事务。1935年，戈林担任德国空军总司令。1939年，他成为德国历史上首位空军元帅。1941年6月29日，希特勒颁布法令，指定戈林为其继任者，并授予其纳粹德国的最高军衔——帝国元帅。帝国元帅是专门为戈林而创制的军衔，这使得戈林的地位超出了德国所有军种的元帅。
根据纽伦堡审判中弗兰兹·哈德尔上将的供述，1933年的柏林国会大厦纵火案是戈林一手策划的，而并非共产党人的煽动。哈德尔的供词称：「在1942年希特勒生日午餐会上，戈林兴奋地拍著自己大腿说『只有我真正了解国会大厦，因为我放火烧过它。』」。但是戈林在纽伦堡审判中否认了这一说法。
「一听到文化这个词，我就要拿起我的白朗宁（著名手枪品牌）」这句话作为戈林的名言被世人熟知。然而事实上，不管戈林是否说过这句话，他并不是这句话的原创者。德国剧作家汉斯·约斯特在剧作《斯拉格特》第一幕中写道「一听到『文化』，我马上伸手拨枪。」另外，除了戈林，鲁道夫·赫斯也经常说这句台词。
戈林对奢侈的生活和华丽衣著的癖好非常有名。为了纪念病逝的第一任妻子卡琳，他建造了一座以她命名的普鲁士风格豪华庭园「卡琳宫」（Carinhall）。戈林对贵族风格的工艺品也非常痴迷，在纳粹德国占领期间，他从各国搜刮了许多珍贵的工艺品据为己有。尽管青年时期的戈林非常英俊和健康，在啤酒馆政变中受伤的戈林不得不在后半生依赖吗啡等麻醉性止痛剂。这也是戈林后来日益肥胖的原因之一。
1945年5月8日，身处奥地利的戈林宣布投降。他也是参加纽伦堡审判的德国官员中级别最高的将领。尽管他竭力为自己辩护，但依然被判处死刑。法庭宣称他的行为罪大恶极，实无可赦。宣判之后，戈林委托他的兄弟埃尔伯托·戈林照顾他的妻子和女儿。由於他不愿意被他的敌人处以死刑，因此他在执行绞刑前一晚选择了服氰化钾自杀。至今仍无法查明戈林是从何处获得，并且如何能够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保藏这些致命的毒药。1950年代，党卫军军官埃里希·冯·巴赫宣称是他在戈林的行刑日前将毒药交给戈林的，但是他的说法并没有得到许多认同。现代的历史研究推测当时戈林与看守的一名美军军官结识，后者帮助其隐瞒了藏在随身行李中的毒药。2005年，一位名叫Herbert Lee Stivers的美军退役士兵宣称他当时与一位德国女性坠入情网，并帮助她将一支自来水笔交给了戈林，而毒药就藏在笔中。这位士兵当时在负责纽伦堡审判守卫工作的美军第一步兵师第26连队服役。他声称直到戈林自杀成功后，才知道自己带进去的钢笔藏著毒药在监狱中的最后岁月里，戈林一直与一名懂德语的谍报人员与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吉尔伯特在一起，后者担任审判人员与纽伦堡审判的战犯的沟通。后来吉尔伯特根据他在审判过程中的观察和回忆，出版了《纽伦堡审判》一书。下面的文章节选自该书，记录了吉尔伯特在1946年4月18日夜间所观察到的戈林的表现。当时审判活动因为复活节而休庭三天。
戈林在自己的房间里显得焦躁不安，他不断地擦汗，显得非常警惕和消沉，并且对正在进行的审判十分不满。他曾说过自己对於纳粹所作的一切无法控制，也否认自己是个反犹太主义者，更否认自己参与了这些暴行。然而一些犹太人提出要揭穿他的谎言。
不过，艾尔伯特·斯皮尔报告说，在匈牙利的犹太人幸存者做完证言之后，他听到戈林说到「天呐。怎麼还会剩下犹太人？我以为我们已经清除掉他们了。看来有些人又溜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