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光庭，字连城，生于唐上元三年(678年)，卒于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绛州闻喜人，裴行俭之子，开元晚期宰相。
裴光庭幼年丧父，其母库狄氏被武则天召进皇宫为御正(女官名)，极受宠信。因此裴光庭被累次提拔，官至太常丞。后来因为是武三思女婿，曾一度受牵累贬官郢州司马，开元初年，升任兵部郎中。
裴光庭为人沉默寡言，不善交游，初被提拔时，一般人往往认为他不能够胜任。但是，他很快地就由于勤于职守，成绩显著，受到大家的推崇。
开元十三年(725年)，唐玄宗准备去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中书令张说认为天子东巡，京师空虚，担心西北境外各族趁机入侵，要求加强边防军备，于是召来裴光庭商议布置。裴光庭认为，这样做名与封禅实相悖，大为不妥。张说听罢，十分赞同，于是向唐玄宗奏明，采纳了裴光庭的意见。泰山封禅归来，裴光庭被提升为兵部侍郎。
开元十七年(729年)，裴光庭升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不久，又兼任御史大夫。开元十八年(730年)，裴光庭又升侍中，兼吏部尚书，弘文馆学士，依旧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个时期，他曾撰写了《瑶山往则》和《维城前轨》各一卷献给唐玄宗。内容虽不详，但从史载“上手制褒美，赐绢五百匹”，并且“令皇太子已下于光顺门与光庭相见，以重其讽诫之意” 来看，不外按照封建伦理标准总结历史经验以供统治者借鉴。同时，他还曾引荐李融、张琪、司马利宾等人入值弘文馆，组织这些人编写《续春秋经传》，自战国迄隋朝。并且奏请唐玄宗撰经，“光庭等依左氏之体为之作传”，也得到唐玄宗的赞同和褒奖。不过此书写了好久，后来终于未能完成。
对唐朝政治影响较大的是他以吏部尚书身份奏请“用循资格”的办法来铨选官员，即“无问能否，选满即注，限年蹑级，毋得逾越，非负谴者，皆有升无降”。所谓“选满”，是在其父裴行俭的“长名姓历榜”基础之上，又规定了各类人员经选的限数，“官高者选少，卑者选多”，达到了所定选次尚未任官者，即是“选满”。这种论资排辈的铨选之法一经出笼，“其庸愚沉滞者皆喜，谓之‘圣书’，而才俊之士无不怨叹”。史载，裴光庭这种主张，是针对先前“选司注官，惟视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迁，或老于下位，有出身二十余年不得碌者”。 还有一条记载：“时有门下主事阎麟之，为光庭腹心，专知吏部选官，角麟之裁定，光庭随而下笔。时人语曰‘麟之口，光庭手’”。“循资格”办法虽说在两年之后因裴光庭去世而被人奏请废止，但由此可知，裴光庭的为官之道，距乃父披肝胆，历艰险，建功立业的风范已经相去较远；虽说忠恳勤勉，却又循规蹈矩，四平八稳，一个典型的封建官僚形象已经铸成。
不过，裴光庭处在开元时期唐玄宗尚能有所作为的条件下，所以不断升迁，其政治见识也确有过人之处。如前述东巡封禅之议为一例，这里尚有一例：开元十九年(731年)，唐朝应金城公主的请求，书写了《毛诗》、《礼记》、《左传》、《文遣》各一部，准备赠送吐蕃。和书正字于休烈却上表反对。他认为这些经典都是“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即便万不得已，《左传》也坚决要留下来，周为其中有“以臣召君之事，取威定霸之谋”，如果流传出去将是“国之患也”。对于这种愚顽的文化封锁主张，唐玄宗一时也无法定夺，只好诏命中书门下裁议。裴光庭主持了这次会议。对于休烈的主张，裴光庭严辞批驳说：“休烈虽见情伪变诈于是乎生，而不知忠信节义于是乎在”，正因为“西戎不识礼经”，所以才“心昧德义，频负明约，孤背国恩”。他因此坚决主张，吐蕃“所请诗书”，应该“随时给予”，只有这样，才能使其“渐陶声教，混一车书，文轨大同”。由于裴光庭之议，唐朝终于决定向吐蕃输出诗书典籍，促进了汉、藏两个兄弟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这个事实，不仅证明裴光庭的政治眼光高于他的同侪一筹，甚至可以看作是这位开元宰相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一点贡献。
裴光庭卒年58岁。唐玄宗曾为他“优制赠太师”，并且“辍朝三日” 以志哀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