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七模型是人格模型中的一种：
Tellegen和Waller（１９８７）率先提出了人格的七个维度：①正情绪性（PEM,positiveemotionality）。标定词包括：抑郁的、忧闷的、勇敢的、活泼的，等等。②负价（NVAL,nagetivevalence）。标定词包括：心胸狭窄的、自负的、凶暴的，等等。③正价（PVAL,positivevalence）。标定词包括：老练的、机智的、勤劳多产的，等等。④负情绪性（NEM,negativeemotionality）。标定词包括：坏脾气的、狂怒的、冲动的，等等。⑤可靠性（DEP,dependability）。标下词包括：灵巧的、审慎的、仔细的、拘谨的，等等。⑥适意（AGR,agreeableness）。标定词包括：慈善的、宽宏大量的、平和的、谦卑的，等等。⑦因袭性（CONV,conventionality）。标定词包括：不平常的、乖僻的，等等。
另外一些心理学家在跨文化情境下对“大七”模型进行了验证，基本肯定“大七”的稳定存在。Almagor等［⑤］研究了使用希伯来语的以色列人，结果表明，他们的前六个因素名称与Tellegen等的基本相同，有些因素的标定词都有所重叠；只是第一个因素偏重“动因性”（agentic），所以他们将第一个因素命名为“（动因）正情绪性”（PEM-A,positiveemotionality(agentic)）。他们抽取的第七个因素被称之为“（集体）正情绪性”（PEM-C,positiveemotionality(communal)），标定词有：可爱的、喜悦的、古怪的、沉默寡言的，等等。同第一个因素相比，第七个因素多涉及他人、社会。
Benet等［⑦］的研究发现，美国人用以自我描述的“大七”因素结构及其主要标定词，同样可以在西班牙人自我或同伴描述中找到；但是，个别标定词，如“不平常的”，在美国为因袭性维度的负标定词，在西班牙样本中则被归入正价维度，这说明“大七”模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对维度的不同的理解则反映两种文化价值观间的差异。
中国心理学家的“大七”人格理论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王登峰、崔红等人对中国人人格结构的有益探讨，相对于西方的“大五”人格结构，由中国词汇分类中得出的“大七”人格结构无疑更加符合中国人的实际情况，更加接近中国人人格的真实状态。
中国人的人格特点(I)：外向性
中国人的人格特点(Ⅱ)：善良
中国人的人格特点(Ⅲ)：行事风格
中国人的人格特点(Ⅳ)：才干
中国人的人格特点(V)：情绪性
中国人的人格特点(Ⅵ)：人际关系
中国人的人格特点(Ⅶ)：处世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