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物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这是英国著名唯物主义哲学家和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的一段名言，说明读书对人的性格塑造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汉代文学家刘向认为：“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其实，除了“成性格”和“医愚”外，读书还的确具有治病的作用，尤其是针对心理社会因素引起的疾病，如抑郁、焦虑、恐慌、烦恼等。
我国自古以来就不乏这样的例子。三国时期曹操读陈琳檄文而治愈头疼。明代戏曲作家和养生学家高濂在专著《遵生八笺》中明确指出：读书得法，能收到祛疾养生的奇效。现代作家秦瘦欧曾说：“我自小多病，但又最怕服药打针，几乎每次都是依靠着《西游记》《封神演义》《江湖奇侠传》《福尔摩斯大探案》等书，获得充分休息并恢复健康。近年则把金庸、梁羽生、琼瑶三位先生的巨作作为药物，以对抗伤风流感乃至心脏早搏等，几乎百试百验。”
在国外，以读书作为辅助治疗的方法也有悠远的历史。据文献记载，中世纪开罗的曼苏尔医院在为病人治病时，一方面由医生用药物或手术治疗，另一方面由阿訇为病人诵读《古兰经》。19世纪，图书辅助治疗逐渐推广，英、法、德等国家的内科医生在为病人开出的处方中常包括阅读图书的书目。1810年，美国内科医生本杰明·拉什呼吁精神病院不仅应提供医疗设备，还应提供有益精神健康的读物，通过阅读减轻病人的压力，矫正病理性情绪状态。1848年，高尔特在美国精神病学年会上宣读论文《论精神病患者的阅读、娱乐和消遣》，提出了阅读治疗的功能，并提出除宗教类书外，应增加历史、传记、旅游、小说等类书籍。这被认为是有关读书治疗研究的第一篇论文。
进入20世纪，相关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美国首先创造出新词“阅读疗法”，并首次将其收入1961年第三版《韦氏新国际英语词典》中。约60年代以后，应用图书辅助治病不再仅针对精神疾病患者，也不再局限在医院范围，而是进入社会，为一切需要帮助的人包括儿童、老人、残疾人甚至犯人服务，如组织盲人读书会、为老人和闲居家中的人送书上门等。1989年，有学者通过分析试验报告，得出阅读疗法是有效的，特别在增进自信、改变行为和人际关系方面的结论。1984年，国际图书馆联合会在《图书馆为医院病人和残疾人服务纲要》中强调了阅读治疗在患者康复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关于阅读疗法的治疗机制，学者们较多的是从弗洛伊德学派认同、净化、领悟的角度加以阐述，认为患者在阅读过程中可以有意或无意地获得情感上的支持、认同，并通过体验作者设定情境中的恐惧悲伤，使内心的焦虑得以释放，使情感净化。同时，阅读过程还有助于读者通过心理活动和作品内容之间的整合产生领悟。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有关阅读疗法的基础研究仍较薄弱，尚缺乏高质量的实验数据和具体的应用研究。但是，阅读疗法与音乐疗法、工娱疗法等作为辅助疗法，具有其特定的疗效，这正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