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邓在军，女，1938年1月出生，重庆人，国家一级导演，中共党员，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任中央电视台高级编导，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理事，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声乐学会理事，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理事，北京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等职。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
邓在军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事军队文艺工作，1959年调中央电视台任导演至今，她被选调该台文艺部，成为主要编导之一，她精心创作了数以千计的电视艺术作品，赢得民众的喜爱。在屏前幕后的职业生涯中，她编导制作了各类电视节目一千多台。60年代和70年代初，编导播出了《东方红》、《白毛女》、《天鹅湖》、《茶花女》、《长征组歌》等大型文艺节目。80年代以来，主要担任电视文艺专题、大型晚会的导演，是中国电视文艺和春节晚会的主要开拓者，1979年、1980年、1983年、1987年、1988年等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举世瞩目的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闭幕式现场转播，富有历史意义的国庆四十周年大型晚会《我爱你，中国》，等等。多次获得国内外各种奖励。她执导的多台节日晚会以及专题电视艺术片《在希望的田野上》、《毛泽东诗词》、《百年恩来》、《第十一届亚运会开、闭幕式电视转播》、《黄山》、《自古华山》、《林都伊春》等，得到各界的普遍赞扬。在她主办节目中推出的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同一首歌》、《你是这样的人》、《春天的故事》、《血染的风采》、《思念》、《烛光里的妈妈》、《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故乡的云》、《冬天里的一把火》等，也为人们所喜爱和广为传唱，由她执导拍摄的电视专题艺术片《百年恩来》等多部作品荣获中国电视金鹰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
从艺经历1950年9月的一天，离13岁生日还差3个多月的邓在军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瞒着父母和家人，背着书包追赶曾在他们村里住过的剿匪部队———李德生师长带领的某师某团，成为该团宣传队中年龄最小的一名女兵。时隔不久，朝鲜战争爆发，邓在军所在师奉命参加抗美援朝，她因不满13岁被留在国内，分配到西南军区后勤部文工队，后又合并到军区后勤文工团，从此成了正儿八经的文艺兵，一干就是10年。其间，她还在海政文工团、东海舰队文工团工作了一段时间。回忆这段宝贵的经历，邓大姐由衷感慨：说心里话，我非常感谢这10年的部队生活，感谢军队对我的培养。且不说军队生活对我思想性格的锻炼，就是这段时间的文艺实践，对我后来在中央电视台当导演也有极大帮助。刚到文工团时，让我跳舞；后来发现我声音好，又让我领唱，有时候还担任独唱，演歌舞剧，如《牧童山歌》、《刘海砍樵》等；排演话剧，也给我安排了不少角色，如《人往高处走》、《三个战友》、《明朗的天》，等等。这种看似“万金油”似的艺术实践，使我对这些艺术门类有了综合性的认识与理解，尤其后来上了戏剧学院，理论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当起导演来，也就自如了。
1959年7月，邓在军转业后考进中央电视台，没多久被选调到文艺组，成了编导，一干就是40多年。开始，她连最起码的画面切换都不懂，出过不少洋相。在启蒙老师胡旭、李满勤的悉心指导和手把手帮助下，加上自己经常是“清早出门半夜归”的勤学苦练，没过多久，邓在军便可以独挡一面了。5年以后，她和杨洁、王扶林以及另一位转业干部黄一鹤，成为“文革”前中央电视台公认的“四大导演”。
现在有的媒体把1983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说成是第一届春节晚会。作为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创始人，邓在军认为“这不是事实”。她说：1960年初中央电视台就举办过春节晚会，只是因为规模小，没有形成多大影响。1979年的春节晚会，应该是有较大反响的一届晚会。那时，我们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历史转折关头。为了鼓舞群众，中央电视台下了很大功夫，认真组织了大规模的《迎新春文艺晚会》。我与杨洁在执导这台晚会时，采取了“茶座”的形式，还安排了当时少见的交谊舞。晚会上，李光曦的一曲《祝酒歌》，唱得人们热血沸腾，红遍大江南北。此后，邓在军又执导了1980年、1983年、19 87年、1988年的春节晚会，先后推出了相声《五官争功》、《巧立名目》，小品《拔牙》，歌曲《血染的风采》、《冬天里的一把火》、《故乡的云》、《思念》等一大批为全国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的优秀节目，并造就了牛群、费翔、韦唯、毛阿敏等一批明星。
勇于超越自我，这是邓在军的执着追求。1989年，她受领了国庆40周年大型文艺晚会总导演的任务。经和剧组成员反复商议，晚会主题和名称最终确定为《我爱你，中国》。为了完美地展示主题，邓在军想尽了点子。她请我军著名词作家阎肃创作了一首大气磅礴的新歌《中国人》，并指定由我军著名歌唱家程志演唱。排练这首歌时，她又请来了陆海空三军和武警、公安，组成六个方阵，每个方阵100人，五六百人的队伍浩浩荡荡拉到人民大会堂前，以人民大会堂和国徽作背景，加上镜头的运用和处理，显得特别壮观，十分感人。为了强化“祖国”意识，她又决定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升国旗仪式和唱国歌作为整台晚会的开场节目，并对升旗仪式进行了大胆改进，由三军仪仗队持枪列队走出城楼，伴之以三军军乐队的行进式演奏，并铺上大红地毯，由一位藏族少先队员领唱国歌，让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令邓在军欣慰的是，此后不久，天安门广场的日常升旗仪式也作了改进，基本上采用了他们排练晚会时的做法。在那台晚会中，邓在军还刻意设计了两场重头戏：一是在开头请曾经参加过开国大典的著名电影艺术家白杨登上天安门城楼，抒发目睹祖国40年巨变的激动心情；二是由电影艺术家孙道临与秦怡朗诵配乐散文诗《我心中的中国》。这两个节目都取得了震撼人心的效果，把观众一下子带进了浓浓的爱国情之中。晚会的压轴节目是大合唱《我爱你，中国》。在节目包装时，邓在军又匠心独运想出了这样一个新颖的点子：灯光突然熄灭，由2000名中学生每人拿着两个大手电筒，将灯光组成一幅光彩流动的“中国地图”，“地图”上黄河、长江激越奔腾。紧接着，“ 地图”周围焰火升起，屏幕叠上字幕“我爱你，中国”，歌声也同时响起。台领导审查完这个节目后激动地说：“真感人！灯光地图出现时，我直想流泪，特别激动人。”电视艺术专家陈志昂也撰文评价：《我爱你，中国》标志着我国大型文艺专题的完全成熟。邓在军在总体把握和局部处理上，确有开阔的手段，不愧大家风范！
1990年，第十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举办这样大规模的运动会，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头一回。邓在军被点将出任亚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电视转播总导演。为了更好地宣传北京，她大胆提出了航拍的设想。尽管北京地区上空是“空中禁区 ”，不允许航拍，但几经周折和奋斗，终于争取到了有关部门的批准和空军的直升机。邓在军又亲自登机指挥拍摄，飞着飞着，头就直发晕，好像五脏六腑都要吐出来了，可她硬是咬牙坚持。航拍结束，她趴在床上，整整昏睡了一天。就是凭着在军营练就的那股拼劲闯劲，邓在军圆满完成了亚运会开幕式、闭幕式的转播任务，其间还成功地导演了《亚运前夜》大型文艺晚会，推出了像《同一首歌》等一批至今常演不衰的优秀节目。广电部和中央电视台的领导评价说：亚运会开幕式的成功转播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好的反响，振奋了民族精神，开创了CCTV新的历史篇章。我国有一批世界水平的电视编导，邓在军同志当之无愧。
求新、求精，是邓在军一贯的艺术主张。在40多年的电视艺术生涯中，她先后精心编导制作了1000多台电视节目，其中如《东方红》、《茶花女》、《长征组歌》、5届春节晚会、《亚运前夜》、《我爱你，中国》以及大型电视艺术片《毛泽东诗词》、《百年恩来》等，都堪称精品力作，赢得广泛好评。她还创造了许多个第一：在首都中轴线上空实施航拍是第一次，举办春节晚会并采取“茶座式”是第一次，由她编导的《周末文艺》是中央电视台开办综艺节目的第一次，《金梭与银梭》是我国电视中出现以歌伴舞形式的第一次，《亚运前夜》大型晚会是展现中国都市性广场艺术的第一次，在电视节目中使用水上舞台也是第一次。一连串耀眼的奖杯，诠释了邓在军显著的电视艺术成就：10多次获得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被评为首届“中国百佳电视工作者 ”。为肯定她的业绩，中央电视台专门召开了“邓在军电视艺术研讨会”。她的名字被列入国内外多种名人辞典。1993年6月，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理事会一致通过，以邓在军“在电视艺术领域做出的贡献”，授予其国际勋章。1997年5月，她应邀出席了在美国洛杉矶召开的世界杰出妇女代表大会。1997年11月，以池田大作为名誉会长的日本创价学会在东京授予她“日本创价女子大学荣誉奖”。
社会评价邓在军编导的电视作品，充满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对生活对艺术的热情，具有浓郁的时代特色和独特的创作个性，大气磅礴且有传神之笔，人们给予很高的评价。她多次获全国电视大奖，其中十多次获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包括“最佳节目奖”、“最佳导演奖”，中国电视艺术“金鹰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她的艺术成就在国际上也有着广泛影响。第十一届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成功转播，获亚广联特别奖。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以“在电视艺术领域的突出贡献”，授予邓在军国际勋章。以池田大作为名誉会长的日本创价学会，授予她“日本创价女子大学荣誉奖”。她还应邀出席在美国洛杉矶召开的世界杰出妇女大会。
邓在军对人坦诚、豁达热情，在电视界、文艺界有着很好的口碑。姜昆说：“不论大腕、小腕，她都能拢到一块儿”。她的敬业精神在圈子内也是有名的，曾两度患癌症，四次做大手术，不止一次昏倒在编导现场，抢救后仍坚持工作，被同事和朋友誉为“拼命女郎”。为此，她被评为中央电视台“好编导”和中国首届“德艺双馨百佳电视工作者”。
邓在军的丈夫周尔均将军是周恩来总理的侄儿，原任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是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功勋荣誉章获得者。上个世纪50年代，他和邓在军都在西南军区后勤部工作，经过热烈的初恋，1958年春节，邓在军成为他的新娘。结婚后，他们夫妻相濡以沫、患难与共、互敬互爱地携手走过了50年人生旅程。在朋友和同事们眼中，他们的婚姻是最忠诚和最成功的婚姻。他们抚育的四个子女，也都事业有成，继承和发扬了良好的家风。因此，天津市政府和全国妇联2005年授予邓在军“感动中国的母亲”的称号。
主要贡献工作期间，编导制作了各类电视节目一千多台；60年代和70年代初，编导播出了一批博得群众欢迎的电视文艺节目，如《东方红》大歌舞、《白毛女》、《宝莲灯》、《天鹅湖》、《茶花女》、《长征组歌》等。80年代以来主要担任电视文艺专题、大型晚会的导演，是1980、1983、1987、1988年春节晚会总导演，《亚运前夜》大型文艺晚会总导演，亚运会开、闭幕式电视转播总导演，国庆四十周年大型晚会总导演，电视风光艺术片《黄山》总导演，电视系列艺术片《毛泽东诗词》总导演，电视专题艺术片《百年恩来》总导演。电视专题艺术片《自古华山》总导演，编导的节目多次获全国电视大奖，曾获广电部通令嘉奖，亚运会组委会书面表扬，包括十多次获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并被评选为中央电视台“好编导”。1993年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理事会一致通过，以其“在电视艺术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授予国际勋章。1998年被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推选为首届“中国百佳艺术工作者”。1998年任总导演的电视专题艺术片《百年恩来》，获中国电视艺术金鹰奖优秀长篇纪录片奖及首届全国文艺音像制品特别奖。著有《邓在军电视艺术汇编》、《邓在军电视艺术》、《缪斯的女儿—邓在军》等。
自述导演生涯（注：邓在军的自传《屏前幕后——我的导演生涯》讲述了其不凡的导演生涯，于2003年1月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下文摘自该书内容。）
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不会忘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个节目的电视转播，是由我负责的。
从台里接到任务后，我很兴奋，感到了一种极大的信任。这时我26岁，虽然在文艺组导演里年龄最小，但已经多次担任各种晚会、重大政治活动和节目的实况转播，如《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宝莲灯》、《五朵红云》、《小刀会》、《红珊瑚》、《刘胡兰》、《蝴蝶夫人》、《茶花女》、《骆驼祥子》、《李白戏权贵》、《拾玉镯》等一大批舞剧、歌剧、话剧、戏曲、音乐舞蹈和专题节目。这些任务完成得都不错，也积累了经验。但我知道，《东方红》有些不同，不仅演出的规模空前，而且艺术水准很高，集中了国内一大批顶尖表演艺术家；同时，还会有许多中央首长前来观看演出，毛泽东主席也可能要来。因此在交代任务时，台领导一再叮嘱：一定要搞好，不能出一点差错。
我下了决心，要多吃点苦，下功夫把这个节目转播好。那时设备条件极其有限，不像现在，可以提前将排练情况录像，回来再仔细研究，导演的许多准备工作，完全要靠笨拙的“手工劳动”。我骑着自行车，一趟趟跑到人民大会堂看排练，了解节目内容，了解每一个场景，了解舞台调度，了解不同演员的造型特点、镜头的最佳表现角度。我干得极认真，眼在看，手在记，脑子里也在不停琢磨。当时没有变焦镜头，全是死镜头，每个画面，每个场景，都画成小人儿来表示，做到心中完全有数。正因为如此，我很害怕修改节目，他们一改，我也得推倒重来。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节目还得经常改动。这样，我的导演台本便积下了厚厚一摞。这个镜头本我很珍惜，可惜后来由于多次搬家，没地方搁，只好把它们给销毁了。
电视媒体发展迅速，电视台也因此显得越来越重要。现在，组织文艺节目，只要中央电视台参与，编导一般都会成为现场的艺术总指挥。但在当时，电视台只是“小弟弟”，排不上号，电视台的导演也只能得到同等地位。尤其是《东方红》，来的都是文艺精英，大多是“大腕”级人物，更不会有我这个年轻电视导演的发言权。这点我有自知之明，时时注意谦虚谨慎，认真学习，老老实实当好“小弟弟”。当然，也有一些聪明人，目光很有前瞻性，意识到电视的发展潜力，对我很客气，工作中积极配合，我也借此机会，结识了一大批老师和朋友。后来被文艺界尊称为“乔老爷”的乔羽老师、时乐蒙老师、王昆老师等等，当时就给过我很多帮助，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
为了做好导演准备工作，《东方红》的排练我看了不下20次。演员的精湛表演、全体工作人员的高度纪律性和领导高超的组织能力，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这台音乐舞蹈史诗场面宏大，光演员就有几千人，来自四面八方，但组织纪律性极强，说几点钟来，绝对准时到场。管服装、道具、舞美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兢兢业业，大家不分白天黑夜地在工作。乐队也很庞大，是好多单位的乐团组合在一起，光指挥就由四个人同时担任。这么多人集中在一个舞台，在短短三个来小时中间上场下场，来回穿梭，还有大量布景道具要搬上搬下，调度很不容易。要做到有条不紊，似乎得靠电脑，但当时还没有这种先进的工具。《东方红》的舞台调度却基本上做到了分秒不差，毫厘不爽。就是外国朋友对此也无法理解。记得有次演出，总理陪同一位外国元首来了，看完节目，这位元首很兴奋，提出想到后台看看。在他的想像中，这么大的演员队伍在前面演出，后台一定忙乱不堪。到了后台，他吃惊了，所有道具摆放得整整齐齐，所有人员都在指定的位置活动，一切都秩序井然。这位外国元首很感慨，说这就像是“一支穿了彩服的军队”。
对《东方红》的排练和演出，周恩来总理一直非常关心。他亲自过问，具体指导。直到今天，许多文艺界人士还充满深情地回忆说：《东方红》的总导演是周总理。
对《东方红》的每一个节目，总理都从艺术和政治方面，提出过极其中肯的意见。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他曾强调集体舞蹈的动作一定要高度整齐化，从中体现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步调一致的精神，同时也表现出一种群体的美，力量的美。我们从当年拍摄的电影纪录片中可以看到，演员们高标准地实现了总理的要求。这与总理在全体演职人员中的崇高威信和巨大影响力是密不可分的。
说到威信，光有“威”没有“信”，也不行，总理则有威有信。他对人既严格要求，又非常关心。在《东方红》的排练过程中，演员们的衣食住行，都成为总理关心的内容，排练晚了，他还跟大家一块儿吃夜餐。作为一个大国总理，他那种平等待人、平易近人的作风，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每一个人的脑海里。所以每当总理到场，人们无不精神振奋，排练效率空前提高。
“西花厅不灭的灯光”，是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所熟知的。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为什么抽出这样多的时间关心《东方红》的演出呢？当时我还年轻，不会想也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现在回头来看，事情就比较清楚了，这是出于他忧国忧民的深层考虑。
为了保护我们国家文艺界的精英，恩来伯伯真是煞费苦心，用尽了心机。遗憾的是，尽管如此，中国的文艺界也只是推迟了这种不幸。两年之后，“文革”发生了，文艺界最终还是被认定为“藏污纳垢”之地，一大批人被残酷批斗，有的甚至被致残致死。
可是在当时，谁都没有想到会有“文革”这场民族灾难的发生。大家都为能参加这样重要的政治任务而激动，为周总理这样关心排练和演出而感到无比幸福和自豪。《东方红》的演职员，个个都是尖子。大歌舞节目，个个堪称精品。人类历史处在螺旋上升的发展过程中，不会是简单的重复，有些事，有些人，历史上只能有那么一个。《东方红》就是历史上的惟一。十年浩劫后，胡耀邦同志提出再拍一部像《东方红》那样的珍品，集中了文艺界的人才，花费许多时间和财力物力，拍了一部《中国革命之歌》。但是，尽管做了很大努力，怎么也不能与《东方红》相比。《中国革命之歌》是分上下两集在电视中播放的。我曾问七妈邓颖超对这个片子的观感，她笑着回答我说：“看了上集，不如《东方红》；看了下集，不如上集。”
转播《东方红》，还有一个插曲。
人民大会堂现在已经名副其实，每个公民都可以进去参观。而在60年代初期，情况不是这样，进人民大会堂，要经过严格政审。如果电视转播某些会议或演出，中央电视台也不能随便派人，而是预先定有一个准许进大会堂人选的“常备名单”。在这一点上，我倒是沾了点儿总理的“光”。我误填了“地主”出身，在其他情况下，是没资格进“常备名单”的，但是，我成了总理家的亲戚，这道“光环”多少抵消了我的出身问题。
中国文化崇尚自然，讲究天人合一，潇洒大气，不过，有些方面却显得格外严谨。在我第一次搞电视转播时，就因此而紧张极了，生怕出错。当时，转播有个政治性规定：对“三副二高”以上的领导，一定要给镜头。所谓“三副二高”，是指副委员长、副总理、政协副主席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对他们不仅要给镜头，还规定了相应的镜头比例、大小，镜头的次数也有规定，除了每人一次以外，还要从左至右摇一次，从右至左摇一次。当然，还必须注意顺序不能出错，如果把职务高的摄到职务低的后面了，这属于政治事故，回来肯定挨批作检讨。总之，这种有政治领导人物出席的转播，规定非常严格，好在这方面我没出过错。
那个时候，人民大会堂里会议和各种重要活动很多，为了转播方便及时，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的地下室，专门安装了一套转播设备。人民大会堂要求很严，规定机器不准上舞台，不准在台下前座架机，原因是影响领导观看节目和行动。但毛泽东主席观看《东方红》的这一次，破例了。我们不仅获准在舞台的上下场地各设了一台机器，台下正面也架了一台。
按照程序，演出开始前，我们会打亮场灯，首长一入座，镜头就要按照程序跟进来，先给主要首长镜头，接着赶快瞄准第二号人物，好决定是先往左摇还是右摇。那情景很紧张，像打仗一样，不然首长是不会等你的，马上黑灯开演。如果有些人的镜头来不及出，就又是一次政治事故。
毛泽东主席来的这次，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主要领导人也都来了。我在地下室的机房里转播。
毛主席出现的一刹那，我极为兴奋。以往也在天安门广场转播过毛主席的画面，但从没有近距离转播过，这次虽然也不能亲眼见到，但毕竟是距离最近的一回。追星族不是现在才有的，那个时候，我也是个追星族，像无数中国人一样，追的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在我的感觉中，如果能见到他，肯定会比见到爹娘还亲，是天大的福分。我按捺住强烈的心跳，让镜头在毛主席身上停了好长时间。虽然激动，我还没有乱了方寸，按照规定完成了其他领导人的出镜。在无比幸福喜悦的心情中，我又紧张又严肃地完成了这次导播任务，没有出一点差错。
一百岁的老人如果成为追星族，肯定会是个奇迹。所以一般来讲，追星的热情与年龄阅历是成反比的。现在，我会尊敬任何值得尊敬的大人物，但却不可能会去追什么星了。我会冷静和理智地看待人与人的关系，会以更求实的态度去处理相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