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文培（1899－1983）字植夫，重庆市忠县人。
国际知名植物学家，杜鹃花科、槭树科专家。
一间阁楼，四处散落的全是植物标本。一个老头儿，戴着眼镜，埋头看东西，手里燃着香烟，整间屋里烟雾缭绕。
余锦勤和几个同伴蹑手蹑脚爬到数理馆顶部的这间阁楼，从门缝里偷瞧。这些大一的女孩儿们，有点儿紧张，又有点儿兴奋，毕竟，门缝里的这个老头儿，是四川大学仅有的几位一级教授之一。尤其是生物系的新生，无比景仰这位“方专家”，同时又对这位寡言的名教授充满了好奇。
整整50年过后，余锦勤向记者回忆起当年的情形，脸上满是笑意。这位偷瞧“方专家”的生物系女生，后来嫁给了方文培的儿子方明渊。她发现，家里的公公和阁楼上的教授原来一模一样，从系里回来，老爷子就把自己关进书房，和满屋子的标本待在一起。依旧烟雾缭绕。“我们在外面就听见噼噼啪啪的打字机声音，他一生那么多文章著作，都是这么出来的。”方明渊说。这样的声音一直持续到1983年11月，一天，前段时间就已查出肺部有阴影的方文培觉得身体不适，于是自己走路到了医院。第二天，方文培逝世。
美国著名植物学家彼得·雷文博士发来唁电称：“获悉方文培教授去世，我极为震惊。多么杰出的人才、非凡的贡献！我敢保证国际植物学界将永远不会忘记他。”
1999年，世界园艺博览会在昆明举办，方明渊前去参观。在英国馆，他无意中发现了这样一段文字：“中国被看作杜鹃花之家，它是中国花卉中种类最多也最为重要的科属之一……爱丁堡皇家植物园1843至1890年间的钦定总管巴尔弗爵士提出杜鹃分类法……1980年，杜鹃分类法开始进行修订，这一修订可以考虑自巴尔弗去世后，包括方维培（1899－1983）在内的西方和中国的植物学家采集的大量花卉。”
显然，当用威氏拼音拼出的这个中国名字在国际学界流传时，“方文培”三个汉字却并不为被称作“杜鹃花之家”的中国的公众所知晓，以致错误地翻译成了“方维培”。
上世纪30年代，方文培留学英伦，在以研究植物尤其是杜鹃花科闻名于世的爱丁堡大学获博士学位。当时，他的学习室是一间小木板房，被人称为“中国木板房”。案头的杜鹃花模式标本，多数产自中国，这让方文培时常会有思乡的愁绪。他将唐诗换了二字，来寄托心情：“蜀国曾闻子规鸟，英伦（原诗为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
1985年，国际杜鹃花学会在美国西雅图召开学术讨论会，会议开始，主席首先宣布：“请大家为去世的对杜鹃花研究作出重大贡献的方文培教授默哀。”
方文培去世后，曾有后辈学者向方夫人提出，希望得到先生的手杖作为纪念。他告诉方夫人，方先生除了指导自己的学问，更以人品为自己立下模范，扶助自己在治学途中走得端端正正。
在担任四川大学教授的同时，方文培还是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每月按规定有为数不菲的兼职费。钱汇来了，他却从不去取。中科院来人，和方明渊说起此事，方明渊说自己帮父亲取工资，父亲根本就没提过还有这么一份。来人感叹：“哎呀，你瞧瞧这些老先生！”
方文培话不多，儿子儿媳都称他“寡言”。余锦勤告诉记者，老爷子最喜欢请客，外地的同行、学生来川，他是必定要请一顿的，“而且一定会请个陪客，因为他自己实在没有多少话说。别人负责说话，他负责买单。”
在一个“书友论坛”上，最近有网友发帖，说自己曾在旧书摊上发现一本《近年在四川采集的报春花》，作者方文培。“也许是因为该书属自然科学类书，放在那儿几乎有半年无人问津。今日无事把此书看了看，书中有几句话使我很是感慨：‘四川早以植物种类丰富，著名环宇。在19世纪以来，欧美的植物学者或传教士先后到来采集植物标本已有十余次之多，他们采的标本都藏在外国标本室，有关中国植物的著作，也在外国刊物上发表，结果引起我们研究的极大困难。’”
这位网友也许不知道，在这种困境中执著一生的方文培，被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称为“中国最杰出的植物学家”，他的研究“开拓了中国植物研究的新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