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序纪》提到拓跋鲜卑起源时，记载：
“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
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
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
大鲜卑山何在，无凭查考。千百年来，史学界聚讼纷纭，甚至有
人竟认为“鲜卑山乃具神话之意味，未必能指出今为何地”，而成了
千古之谜。
在《魏书·礼志》中有一段记载为人们提供了一线信息：
“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
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
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
但《魏书》对石室的地理位置只写“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余里，”
没有作出更具体的明确交待。而同书《乌洛侯传》记载了乌洛侯国的
大致方位：
“乌洛侯国，在地豆于之北，去代都四千五百余里。其土下湿，
多雾气而寒，民冬则穿地为室，夏则随原阜畜牧。多豕，有谷麦。……
其国西北有完水，东北流合于难水，其地小水皆注于难，东入于海。
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已尼大水，所谓北海也。世祖真君四年来朝，称
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
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
而还。”
我想，《魏书》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一语，既然有文字刊
刻于室之壁，这是一个有据可凭的客观依据。只要能找到这个石室旧
墟，就能确证拓跋鲜卑的最初居住地。而“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
十步，高七十尺”，这么高大的石头建筑物怎能不留下遗迹呢？况且，
北方森林或草原地带，一向是游猎或游牧部落，都不定居，没有修筑
石头建筑物之必要，也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技术水平，建那高大跨度的
石砌建筑物。《魏书·礼志》既言“凿石为祖宗之庙”，说“凿”而
不说“砌”，或许这个“石室”可能是凿出来的石窟。而大兴安岭北
部一带多石山，也有一些山洞，所谓“石室”或许就是一个山洞。把
石室同山洞联系在一起，这个试想，打开了我的思路。我开始把所了
解到的山洞逐个加以考虑。
1979年7月下旬，初次听说大兴安岭森林地带的鄂伦春自治旗（县）
有个嘎仙洞。8月末深秋季节，我乘火车进入大兴安岭北部林区，来到
鄂伦春旗阿里河站。9月1日，在一位鄂温克族向导带领下，乘汽车沿
着坎坷不平的山道，向西北进入嘎仙沟。行约10多公里，只见眼前一
道巍然高耸的悬崖，峭壁陡立，怪石横生。悬崖上赫然一个大洞。我
们攀援着乱石，爬上25米多高的陡坡，进入巨大的洞口。洞内宏伟宽
阔，穹顶浑然天成，高达20多米，有如大厅。长100多米，最宽处约
28米，内可容纳数千人。里面幽暗深邃，神秘莫测，那种威严肃穆的
气势，使我顿感这正是一个王者之地。丈量一下规模，与《魏书》所
记“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之规模大体一致。但
寻找“刊祝文于室之壁”的字迹，却未能找到。下山以后，我的思绪
连绵起伏，夜不成寐，披衣草成一篇《拓跋鲜卑先祖石室考》，作为
假说提出。
第一个假说：鲜卑石室可能是山洞，而非石砌建筑物；
第二个假说：乌洛侯国当在嫩江流域，着重从生态特点上立论，
根据“其土下湿”、“多豕，有谷麦”，当为嫩江平原的农业部落，
不可能是大兴安岭以西干旱草原上的游牧部落；
第三个假说：乌洛侯西北的鲜卑石室，有可能即嫩江西北的嘎仙
洞。
为了在文章发表之前再作一次努力，1980年1月19日，我再次赴嘎
仙洞，考察严冬季节古代人类在洞内的生存条件。嘎仙洞地处北纬
50度38分，东经123度36分，又当大兴安岭北段岭脊顶巅东麓，最低气
温可达摄氏零下52度。我在洞内作记录，钢笔水并未冻，估计有零上
18度。人类在洞内过冬没有问题。这次进洞，用两三个小时查遍洞内
各个角落，并未发现石刻字迹。
同年6月，我又第三次赴嘎仙洞，如果在石壁上部找不到石刻字迹，
就挖开石壁下部，在被埋没的地下深处，彻底查找。6月4日进洞，挖
了不到半米深，发现有手制的灰褐陶片，和带有打制痕迹的石片。这
些地下遗物表明，古代确有人类在此生活，可能是鲜卑人的历史遗迹，
下层或许是一个更古老的石器时代人类学的宝库。我决心下次再来发
掘，从其它方面寻找实物证据。1980年7月30日下午，大约3时30多分，
我请了两位史学界友人一同来到嘎仙洞。我们一边说着一边靠西侧洞
壁往里面走。三人并排，没走多远，就在我左侧不足1尺远的洞壁花岗
岩表面，有凹道映入我的视线，像个“四”字！我右侧两位友人目光
立时聚过来，“是！四字”。我们看出下边还有“年”字，上边还有
“太平真君”等字，下部又看出有“岁七月”，第二行，第三行……
左边一片影影绰绰全是字。这些字句正是《魏书·礼志》所记那篇祝
文的内容。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嘎仙洞就是拓跋鲜卑祖先居住的“旧
墟石室”。1537年前鲜卑人的遗迹，竟藏在这不见天日的深山老林里。
今天，就在此刻，重现于世。我叫大家“快来照相！”记录下这“千
载难逢”的一瞬。
北魏石刻在嘎仙洞内西侧石壁上，距洞口15米，这时才发觉这里
是一块经过修琢的扇形平面，祝文即刻在这块平面上。字大如拳，汉
字魏书，隶意浓重，古朴刚健，苍然可辨。刻辞竖行，共19行。通高
70厘米，宽120厘米，全文201字。后经国家文物局派著名碑帖专家张
明善来此亲手传拓，终于卒读。首行“维太平真君四年癸未岁七月廿
五日”为《魏书·礼志》所未载。其余字句略有出入，乃魏收修《魏
书》时所改动。洞内留下的石刻祝文才是原始档案，它订正和补充了
《魏书》之记载。
嘎仙洞北魏石刻乃公元443年我国北部边疆大兴安岭地带最早见于
人类文字记录的民族史迹，实为我国与世界的稀世珍宝。这一发现证
实，我国古代民族鲜卑人自古以来就居住在此，至少从那时起他们就
同中原有密切的联系，从而解开了历史学界千百年来对鲜卑族发源地
大鲜卑山的千古之谜。中国历史地理学泰斗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
地图集》第二册和第四册，均据以修订再版，在大兴安岭北段赫然标
上了“大鲜卑山”！
匈奴别部的乌桓、鲜卑,《后汉书》中乌桓、鲜卑传都说他们因住乌桓山、鲜卑山得名。孰不知乌桓是聪明之称, 鲜卑是瑞兽皮带之名, 与山无关①。（摘自黄现璠等著《内蒙古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2月第二期）注①：日人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乌桓、鲜卑考。汉译“ 胡” 语有瑞兽带之义。鸟桓, 蒙古语有聪明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