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之术
中国战国时的哲学、政治思想流派。尊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故名。黄老之术始于战国盛于西汉，假托黄帝和老子的思想，实为道家和法家思想结合，并兼采阴阳、儒、 墨等诸家观点而成。 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术强调“道生法”，主张“是非有，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公正无私”，“恭俭朴素”，“贵柔守雌”，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上述主张在汉初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是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东汉时，黄老之术与谶纬之说相结合，演变为自然长生之道，对道教的形成产生了不少的影响。
黄老之术与汉初社会
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相继消灭了专制集权的秦王朝和企图返回到战国诸侯并立时代的项羽势力之后，究竟采取何种思想进行统治以稳妥地解决一系列现实问题，就成为摆在刘邦及其统治集团面前的重大问题。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秦王朝推行法家路线，大搞严刑酷法，推行思想专制，最终导致二世而亡。从亡秦的废墟中冲杀出来的刘邦集团对这一深刻教训有着切身的感受，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按照法家的政治思想来治国理政。而刘邦集团大多来自社会下层，“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留子孙哉”（《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因而对儒家治国的高深理论也不可能产生浓厚的兴趣。刘邦本人尽管没有完全排斥儒学，但儒生的信而好古、脱离现实、高自标置也令其厌恶。这时，惟有主张清静无为、以柔制刚、以静制动、以退为进、以守为攻、刑德相辅的黄老之术比较切合刘邦集团的需要，能够为汉初统治者提供最合理、最有效的统治手段和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
黄老之术最初是作为战国诸子中的一个学派而存在的。到了汉初，由于它切合汉初政治的需要而被统治者当作治国理政之术加以鼓吹和推行。历史使刘邦成为运用黄老之术以治国的第一人。据史载，刘邦入关之初，即宣布约法省禁，“悉除去秦法”（《史记·高祖本纪》）。汉政权建立后，刘邦成功地运用黄老之术，在全国推行郡国并行制，又以柔制刚，以守为攻，次第消灭了有严重分裂倾向的异姓王势力，并分封子弟，以扩大和巩固西汉政权的统治基础。他又利用和亲政策，减轻了匈奴对汉朝边防的压力；在经济上则推行“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的轻徭薄赋政策，使汉初经济得以复苏与发展。刘邦推行的黄老之术为其继任者所发扬光大，从实际效果看也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成效。
首先，由于汉初统治者在政治上推崇黄老之术，因而对秦以来的严刑酷法进行了清理，形成了一个稳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政治局面。
汉初几代统治者常常以秦亡为戒，认识到要取得一个相对稳定和持续发展的政治局面，就必须努力缓和阶级矛盾，与民休息，实行无为而治。于是，来自于黄老思想的君道无为、刑德相辅、节欲崇俭、爱民养民的观念就很快转化成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统治政策。刘邦去世后，孝惠、高后相继当政。《汉书》说：“孝惠高后之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文景二帝继统之后，也继续将黄老之术作为治国方针。文帝以一藩王继承大统，其时羽翼未丰，所以他特别注意信任和依靠前朝重臣，故刘邦时代的功臣周勃、陈平、灌婴、中屠嘉等人相继被任命为相。这样既融洽了新旧君臣之间的关系，又保证了高层统治集团的团结一致。文帝还多次下昭“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使一大批年轻有为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集团，扩大了汉政权的统治基础。班固曾高度评价说：“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蓄积岁增，户口寝息。”（《汉书·刑法志》）景帝长期生活在黄老之术氛围中，其母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在文景二帝统治时期，朝野内外，对黄老之术从之者甚众，著名者除胶西盖公、曹参之外，尚有陈平、陆贾、黄生、田叔等人。在处理与诸侯王关系问题上，黄老之术的以柔克刚、以静制动观念也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润滑剂。汉初诸侯王的势力十分强大，其中尤以吴、楚、齐为最，其领地几近“天下之半”。汉初全国人口大约有一千三百万，而属于诸侯王国的就有八百五十多万。这种政治格局，不仅使政府大量的纳税人口被剥夺，国家财政被严重侵蚀，而其存在及明显的独立倾向也使中央集权时刻面临着被分裂的威胁。但文景二帝不是急于削藩，而是对诸侯王采取了长期的优容政策，如吴王刘濞失藩臣之礼，称病不朝，文帝反赐其几杖，允许其不预朝会。如果我们注意到汉初中央政权以静制动、以守为攻的策略，注意到吴楚七国之乱不过三个月即被镇压的历史事实，就不难理解黄老之术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了。
在对待匈奴入侵的问题上，汉初由于人力、物力的严重不足，汉高祖曾接受娄敬建议，以和亲通关市的方式换取边境的安宁。文帝时，匈奴势力更为强大，“灭夷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文帝十四年，匈奴长驱南下，“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掳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骑兵入烧回中宫，侯骑至雍甘泉。”（《汉书·匈奴传》）如何阻止匈奴南侵以保证人民的生产生活安宁？汉文帝在继续推行和亲政策的同时，又接受晁错募民实边、入粟塞下、屯田积谷、耕作结合的建议，积极组织起大批垦戍部队，从而既方便了汉王朝集中力量做好内部工作，又减轻了内地人民的兵役、徭役负担，更重要的是使汉王朝有充足的时间去发展经济、积蓄力量，为以后大规模的反击匈奴铺平道路。黄老之术中的“因变”思想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其次，由于汉初统治者推崇黄老之术，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有力地促进了汉初社会经济的繁荣。
汉初统治者鉴于秦亡的教训及汉初社会经济的残败，将黄老之术中的无为而治、节欲崇俭、与民休息的观念转化成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黄老之术反对穷奢极欲，提倡“卑宫室而高道德，恶衣服而勤仁义”，因而，汉初推崇黄老的几位皇帝都十分俭朴。最具代表性的是汉文帝，他“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文帝在营建自己的陵墓时，还明确告诉后人不许起坟，不得以金银作装饰，陪葬品都用瓦器。汉初诸帝为了达到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目的，对农业更是十分重视。刘邦在统一战争刚一结束时就宣布复员军队，释放奴婢，要求因战争而流亡的人口返乡归农，复故爵田宅。文景二帝多次在诏书中强调：“农，天下之大本，务莫大焉。”他认为，“道民之路，在于务本。”他们还制定了许多具体的措施，如把务劝农桑、人口增加、土地开垦与否作为地方官吏考核的标准；设立“力田”官以劝农；将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以减轻农民负担；实行贵粟政策以提高农产品价格；又允许百姓入粟拜爵、入粟赎罪；将一年服一个月的徭役改为三年服一月，在“募民徙塞下”、实行屯戍制度后，甚至一度取消了戍卒令。这些政策的实施，使汉初社会经济迅速得到复苏与发展。司马迁在《史记·律书》中毫不掩饰地称赞说：“故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而到汉武帝即位之时，“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汉书·食货志》）在传统的农业结构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汉初社会经济取得如此成就，除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外，我们不能不考虑到黄老之术及其指导下所实行的各项政策的杠杆作用。
综上所述，黄老思想由学术而政治，对稳定汉初社会秩序及汉初经济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任何一种思想和理论都会受到时代的局限。以往人们较多地注意到黄老思想在汉初的积极作用，对其他方面的消极影响则关注较少。而这些影响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黄老之术讲清静无为、贵柔守雌、不为物累等，导致封建等级权威制被削弱。等级制是封建伦理制度的核心内容，是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汉初推崇黄老之术，在“君弱臣强”的形势下，使诸侯王的势力急剧膨胀，对汉政权构成极大威胁。此后相继发生的济北王刘兴居叛乱、淮南王刘长的起兵和景帝即位不久发生的吴楚七国之乱，即证实了这一点。二是由于无为而治导致经济上的自由放任政策，造就了一大批暴发户，许多不法商人与诸侯王或地方官吏相勾结，或经营盐铁，或冶铜铸钱，大量侵吞国家资产，垄断了国家经济命脉。在生活上他们竞相奢侈，严重败坏社会风气，“今虽刑鬻妾下贱，衣服得过诸侯，拟天子，是使天下人公得冒主而夫人务侈也”。腐朽的社会风习还导致社会治安状况日益恶化。三是引起时人对当时政治、文化及习俗的激烈批判。在黄老因循自然、无为而治的原则下，汉初百姓生活得以安宁，生产得以发展，但侵蚀社会、危及西汉政权的异己力量也因此而恶性膨胀起来，从而引起许多敏锐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如贾谊、贾山等的高度重视，对当时的政治现实多所批评与匡建。他们的批评预示了汉代历史上统治思想的又一次大的转折即将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