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平原
位于中国江苏省、安徽省的淮河以南、长江下游一带 。主要由长江、淮河冲积而成。地势低洼，海拔一般在10米以下，水网交织，湖泊众多。受地质构造和上升运动的影响 ，沿江一带平原形成了2～3级阶地，分布着众多的低山、丘陵和冈地。流水侵蚀切割，多冈、冲相间地貌。滨江和江心发育有面积很大的江心洲和滩地。处在中亚热带区域，水、热资源丰富。年均温15.5～16.5℃，无霜期多在230～240天之间。作物可一年三熟。年均降水量1100～1500毫米。产水稻、棉花等，也适宜柑橘等亚热带果木栽培和油桐等经济林木生长。矿产资源有铁、铜、硫铁矿、金、银等。常患内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开辟苏北灌溉总渠，修建运河堤闸和江都水利枢纽等工程，是重要农业区。
江淮平原农业
江淮平原是指苏、皖二省淮水以南和长江以北的地域。淮河源出河南伏牛山，流经安徽、江苏入海。淮水以北，苏、鲁间沂、沭诸水所在，已列入黄淮平原章作了讨论。淮水下游在江苏境内的出海口，历史上曾有过重大变迁。南宋建炎二年(1l 28年)冬，宋开封尹、东京留守杜充决开黄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1]，黄河由是夺淮入海。往后，淮水且大量地经长江入海，淮河水流极为紊乱。不过，在南宋以前，淮水长期是独流入海。《汉书》卷28上《地理志》，南阳郡平氏县，“《禹贡》桐柏大复山在东南’淮水所出，东南至淮浦(今涟水县)入海”。《水经注》卷30淮水,“东至广陵淮浦县入于海”。《太平寰宇记》卷工24楚州淮阴县，“淮水，在县西二百步”。水南曰“阴”，是人所习知。由此可证，自西汉经北朝以至唐、宋之际，淮河长期是由楚州淮阴入海。因此，本书讨论汉唐间的淮南地域，以独流入海的淮水为界标，淮水以南和长江以北的大地，地形相当平坦，因称为江淮平原。淮南以南的平原大地，以种植水稻为主，与淮北平原以旱作为主有别。
(一)秦汉时期
秦汉以前，江淮地区早已有人生活栖息其间。《后汉书．东夷传》云：“秦并六国，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东夷、淮夷以外，《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记西周初，吴君受封，“其一吴，在夷蛮”．吴君生活在夷蛮中，实亦夷蛮。寿梦立，始称王，开始与中原有交往。《吴越春秋》卷工《吴太伯传》称：“凡从太伯至寿梦之世，与中国时通朝会，而国斯霸焉。”同书卷2《吴王寿梦传》，记他与“鲁成公(前590—前573年)会于钟离(濠州)，深问周公礼乐”。至是，吴已比较注意儒学，并与楚国争雄。
那时，吴国领域跨有江淮间与大江南北。吴王阖闾居东南之地，险阻湿润，地域辽阔。虽然西破强楚，北威齐、晋，但其国内仍是“田畴不垦”，也没有城郭、仓库，经济相当落后。有关吴国的经济概况，拟与吴越平原一道集中讨论。
需要指出的是，早在吴王阖闾之前，《吴越春秋》卷3《王僚使公子光传》记吴王僚出席公子光酒宴时，“被堂铁之甲三重”[1]。汉代堂邑(今六合北)产铁，是否在春秋时期就已有了呢?当然，铁剑并不等于是铁农具。江淮以至吴越地区在先秦时尚未见有关铁犁、铁农具的记事。《史记》卷31及《吴越春秋》卷3，都记载吴王僚时，“伍子胥退而耕于野”。他是如何具体耕作，实情今不可晓。
楚是先秦时的南方大国。以江汉为据点，北上攻灭杞、陈、许、蔡等，东向与吴、越交争，占地宽广，江淮大地也在它控制之下。1957年，在安徽寿县出土楚怀王六年(前323年)所赐铜节，揭示了当时楚国水上通航和在其境内征收关税的盛况[2]。《史记》卷129《货殖传》所称“三楚”中之东楚，“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夫吴自阖闾、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说明江淮平原即在东楚之内。春申君黄歇是楚国宰相，《史记》卷78《春申君传》记楚败于秦，“楚于是去陈(河南淮阳)，徙寿春(安徽寿县)。春申君由此就封于吴，行相事”。东晋伏滔《正淮篇》云：“淮南者，三代扬州之分也。当春秋时，吴、楚、陈、蔡之与地，战国之末，楚全有之，而考烈王都焉。”[3]说明战国时的楚国已独自据有淮南。《汉书》卷28下称：“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淮南已是皮革、木料、鱼类的集散地。
楚迁都寿春，大概和春秋时已在淮南兴建人工陂池，有利农田灌溉，发挥了巨大经济效益密切相关联。
《史记》卷29《河渠书》云：“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响其利。”楚国在江淮发展灌溉事业，大约非止一端。
西汉人说：“叔孙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楚)庄王(前6工3—前591年)知其可以为令尹也。”东汉人高诱注：“雩娄’今庐江是。”两汉地志均记庐江郡有雩娄县。可见很早以前，已有人用期思水灌溉淮南田野。唐人樊询说：“昔叔敖芍陂，能张楚国。”[1]直接指明水利对楚国强雄，具有密切关系。
关于“期思”，《荀子》卷3《非相》记：“楚之孙叔敖，期思之鄙人也。突秃长左，轩较之下，而以楚霸。”《太平寰宇记》卷127《淮南道。光州固始县》引《太康地志》云：“孙叔敖本期思城人，为楚令尹。期思城在县西北七十里。期思，楚之下邑。”同书卷l29《淮南道．寿州安丰县》云：“芍陂，在县东一百步。……又《舆地志》、崔富《月令》云：孙叔敖作期思陂，即此。故汉王景为庐江太守重修起之．……楚相孙叔敖庙，在县东北二里。崔寔云：孙叔敖作期思陂，以功冠历代，遂于坛上立庙。”《水经注》卷32肥水，记：“芍陂，陂周百二十许里，在寿春县南八十里。言楚相孙叔敷所造。”谨按光州、寿州实非一地，期思与芍陂也大有参差，二者本非一事，详情在此难以深究。如上所述，汉、晋人士似是已视期思陂即是芍陂．
然而，《汉书。地理志》记庐江郡灊县(霍山县东北)，“沘水(渒水)所出，北至寿春入芍陂”。《后汉书》卷76《王景传》记建初八年(83年)，“迁庐江太守，……郡界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李贤注：“陂在今寿州安丰县东。陂径百里，灌田万顷。”[1]经过王景重修的芍陂以及六七百年前孙叔敖所建水利工程，很可能是面貌全非。《王景传》云，在他任庐江郡守前，“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余而食常不足”。经过他修建荒废的芍陂后，教民犁耕，才导致垦地成倍增加。由此推测，直至东汉前期，淮南民尚不知以牛犁耕作，种植业显然比中原大地落后。春秋时，初修芍陂，自是创举。如果当时是利用水流种稻，自应属于火耕水耨之列。东汉王景在淮南庐江地区推行铁犁牛耕，垦地大量增多，极大地促进和发展了当地的稻谷生产。1959年，安徽省兴修水利，在寿县南发现汉代闸坝工程遗址，是混合草土筑成，并在那里发现了铁锯、铁锄、铁斧、铁鱼叉等物，人们推测很可能是汉代王景所筑芍陂的遗存[2]。《王景传》还载他在庐江“训令蚕织，为作法制，……”认真推广蚕桑丝织业，有助于推动地方农业经济的日趋繁荣。
另外，《文献通考》卷6《水利田》引刘公非《七门庙记》称，他任庐江从事时，因事至舒城，看到七门三堰，乃是汉初刘邦兄子刘信(封羹颉侯)于此所作。溉田二万顷。马端临誉为“勤心于民，以兴万世之利。……至今民犹思之”。可证西汉初年，淮南农田水利已有一定基础。七门堰在汉末建安中，曾加以修理，以溉稻田。
庐江郡始置于汉文帝时，西邻大别山，武帝于郡北置六安国，东汉初并入庐江。《汉书．地理志》记郡有楼船官，采伐林木以造船。《续汉书·郡国志》记皖县(潜山)有铁。郡西多蛮人，生产落后。王莽时，县令李宪，乘西汉末混乱之际，据庐江郡称帝，拥众十余万，经历三年，始由马成征发会稽、丹阳、九江、六安四郡兵击斩于舒城[1]。揭示了庐江在东南据有较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汉灵帝时，郡境蛮、汉居民十余万反，攻没四县，终为庐江太守陆康击降。汉末，安风县(霍丘)民戴风等造反，被郡守羊续击败。“生获渠帅，其余党辈原为平民，赋与佃器，使就农业”[2]。可知众多的反叛者是一些生活无着的平民，官府给与田作农器，使他们就地从事农业生产。
九江郡始置于秦，位于庐江郡东北淮河中游南岸。西汉辖十五县，置有陂官、湖官，负责水利事宜。《汉书》卷29《沟洫志》云：“九江引淮……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显示九江郡民引淮水溉田已有一定数量。不过，该郡开发程度不能过高估计。东汉光武帝时，九江郡守宋均面对“郡多虎暴，屡为民患”。他对所属诸县说：“江、淮之有猛兽，犹北土之有鸡、豚也。”[3]平原存在如此众多虎、豹，足见所在开发尚浅。《风俗通义》卷5《十返篇》记汝南范滂(范孟博)葬母后，难以为生，“因将人客于九江，田种畜牧，多所收获，以解债”。正好是九江郡内荒地多，垦田和畜牧大可发展作实证。《后汉书》卷42记刘秀子延，明帝时，“徙为阜陵王，食二县”。章和元年(87年)，章帝行幸九江，在寿春会见刘延夫妻，“形体非故”，“以阜陵(全椒县)下湿，徙都寿春，加赐钱千万，布万匹”。下湿原因是低洼地排水不畅，导致生产不佳；湿热也不宜于健康。《后汉书》的顺、冲、质、灵诸帝纪以及滕抚、阳球等列传，备记九江、庐江郡民多次武装反叛，如质帝本初元年(l46年)二月诏：“九江、广陵二郡，数罹寇害，残夷最盛。生者失其资业，死者委尸原野。……其调比郡见谷，出禀穷弱。”社会矛盾激烈的基本原因，在于粮食严重缺乏。
淮水下流今江苏境内淮南地域，汉初功臣韩信由楚王贬为淮阴侯，封地即在江淮。汉封陈婴于堂邑(六合县)，封项伯于射阳(宝应县)，封地都在淮南。同姓诸侯吴王刘濞，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始封。“王三郡(丹阳、豫章、会稽)五十三县。”他利用章郡铜山，招纳亡命盗铸，又煮海水为盐，以此用费充足。孝景帝前三年(前154年)正月，起兵广陵(扬州)，西渡淮，自称：“敝国虽狭，地方三千里；人虽少，精兵可具五十万”。“敝国虽贫，寡人节衣食之用，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那时淮阴人枚乘任吴王濞郎中，他曾对比汉、吴情况，劝诫吴王说：“夫吴有诸侯之位，而实富于天子。”并具体指出，汉朝长安政府的珍奇宝物，“不如(吴)东山之府”；汉代仓廪，“不如(吴)海陵(泰州市)之仓”；汉朝园苑，“不如(吴)长洲之苑”[1]。可证七国之乱首犯刘濞以广陵为据点，拥有鱼盐之利，府藏珍奇，苑中禽兽，海陵仓粮，都是不比长安汉政府差。海陵的仓粮必是来自大江南北。南朝鲍照撰《芜城赋》云：“当昔全盛之时，车挂辑，人驾肩，歌吹拂天，孳货盐田，铲利铜山，才力雄富，士马精妍。”[2]显示吴王濞时，广陵正处于极盛，汉以后荒毁．《续汉书．郡国志三》记广陵郡东阳县(盱眙县东)“有长洲泽，吴王濞太仓在此”．又
记射阳县多麋，注引《博物记》云：“千千为群，掘食草根，其处成泥，名曰麋畯。民人随此峻种稻，不耕而获，其收百倍。”可知汉代今盱眙一带地势低洼，野草滋生，麋鹿(犴)为吃食草根，践踏其泥很烂，当地居民利用此污泥种稻，收获颇多。清楚地反映出淮南农作尚处于初拓阶段。王充《论衡》卷4《书虚篇》云：“舜葬于苍梧，象为之耕，禹葬会稽，鸟为之田，……鸟田象耕，报佑舜禹，非其实也。苍梧多象之地，会稽众鸟所居，……象自蹈土，鸟自食苹。土蹶草尽，若耕田状。壤靡泥易，人随种之，……海陵糜田，若象耕状，何尝帝王海陵都邪。”汉朝人对当代海陵麋田的解说是多么清楚透彻明白啊!《汉书．地理志》记堂邑县(六合北)、盐渎县(盐城县)均设有铁官。至迟自西汉后期以来，淮南江北地区已有不少铁制工具供应。汉武帝儿子刘胥为广陵王，恃势夺取淮安县东南射阳湖畔草田为已有。宣帝采纳其守相“胜之奏夺王射陂(按，射陂在今苏北射阳县境)草田，以赋贫民”的建议，揭示官、民对耕地的争夺。仪征汉墓所出竹简《先令券书》记墓主朱浚生前有桑田二处，稻田、陂田各一处”[1]。表明西汉后期江北淮南地已较注意陂塘水利。
汉元帝时，何武任扬州刺史五年，他广泛了解和通晓属县工作状况，“出记问垦田顷亩，五谷美恶”，大受吏民敬重。光武帝时，扬州牧樊哗，“教民耕田、种树理家之术，视事十余年”，备受欢迎。章帝时，马稜任广陵郡守，“时谷贵民饥，奏罢盐官以利百姓，赈贫羸，薄赋税，兴复陂湖，灌田二万余顷。吏民刻石颂之”。注引《东观记》云：“稜在广陵，兴复陂湖，增岁租十余万斛。”[2]以广陵郡为中心的淮南农田水利，在两汉之际显著发展起来，比较一二百年前刘濞在淮南追求盐、铜之利，尚不关心陂塘农田水利，已是大不一样了。随着水利发展。粮食生产迅速走上新台阶。
汉末，世荒民饥，徐州牧陶谦使东阳县(盱眙东)长陈登为典农校尉，“巡土田之宜，尽凿溉之利，秔稻丰积”。这位下邳人很注意本土田地差异，大力发展水利，导致了稻谷丰收。他对刘备说，“徐州殷富，户口百万”。那时，包括淮南地区在内的徐州，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太平寰宇记》卷123，载江都县“爱敬陂，在县西十五里。魏陈登为广陵太守，初开此陂，百姓爱而敬之，因此为名，亦号陈登塘”。登为广陵郡守是曹操在许昌任命的，他在淮南工作多年，很注意凿溉，《先贤行状》说是，“甚得江淮间欢心”[1]。
广陵地区在西汉时已出产桑蚕。汉景帝子刘建为江都王，《汉书》卷53记建“遣人通越繇王闽侯，遗以锦帛、奇珍”。闽越王也以本地土特产回赠，“数通使往来，约有急相助”。通过物品交换，以锦帛作礼物，换取外援。盱眙北境泗洪县曹庄发现一批汉画象石，纺织图的织工前有一突起横木，画有空心梭子[2]，实为汉人纺织丝绢的劳动形象。
淮南生产在发展，剥削也在加重，受害群众被迫武装反叛。《后汉书》卷56记顺帝时，“广陵贼张婴等众数万人，杀刺史二干石，寇乱扬、徐间，积十余年。朝廷不能讨”。张纲出任广陵郡守，只带随行十余人去张婴营垒。对他们说：“前后二干石多肆贪暴，故致公等怀愤相聚”，过失在官府。他为此下令：“散遣部众，任从所之，亲为卜居宅，相田畴，子弟欲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悦服，南州晏然。”非常清晰揭示了官逼民反的真相。他任民所居，安心生产，化解了矛盾。《太平寰宇记》卷123扬州广陵县，记“张纲沟在县东三十里，……纲为广陵太守，济惠于百姓，劝课农桑，于东陵村开此沟引湖水溉田，以此立名”。《太平御览》卷75《地部．沟》引《扬子图经》记事相同，但地点是在六合县东三十里。由此可知，张纲在淮南采取的措施，很有利于推动淮南生产的发展。
综上所述，地势低洼的江淮平原在秦汉四百年间，农业生产是处于逐渐垦辟的开发阶段。《史记》卷30《平准书》记汉武帝时，北方饥荒，“令饥民得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北方饥民来江淮间就食，表明其地已生产出不少余粮。朝廷允许北方饥民可以在淮南落户，也可反映江淮间存在众多荒闲田地。可以肯定，必有不少北方饥民由是留居江淮，从事田作。
《后汉书》卷75《袁术传》，记建安二年(197年)，术称帝寿春。被曹操击败，走淮南，“众情离叛，加天旱岁荒，士民冻馁，江淮间相食殆尽”，士兵们只能以蒲赢煳口。《三国志》卷32《刘备传》注引《英雄记》云：“刘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踧，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穷饿侵逼。”汉末江淮地区的困境，既是战争破坏结果，也是所在生产尚不够发展的具体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