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商：赣商是中国古代十大商帮之一。在历史上赣商被称为“江右商帮”。
【赣商】十大商帮之一，盛极一时，以讲究贾德著称。
赣商在历史上被称为“江右商帮”。据明末清初散文家魏禧所著的《日录杂说》上记载“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遂得此名。故古代江西商人习称江右商帮。江西商人活动的地域和范围很广，可说是遍布全国各地，其财力和能量，仅次于晋商和徽商，居全国第三位。
江右商帮最早兴于北宋时期，当时江西地区人口达446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10，位居全国首位；而江西地窄人稠，故民多弃农经商。到了各大商帮纷纷兴起的明朝，时人谢肇制在著作《五杂俎》中称：“天下推纤啬者，必推新安与江右。”将其拿来与徽商(即新安商人)比较，可见江右商帮在明代仍占居着重要的商业地位。江西在两宋以后，由于得天独厚，人杰地灵，成为全国经济文化的先进地区。历元至明，江西继续保持这一经济优势。在明朝，江西人口仅次于浙江，居全国十三个布政司中的第二位；由于地产丰富，盛产粮食、茶叶、陶瓷、纸张、布匹、木材……缴纳税粮在明孝宗弘治年代直至明神宗万历年代却居全国第一。
明代江右商帮的兴起是精明的江西人，在较为有利的经济基础之上，利用良好的地理经济环境，得益于当时明朝的海禁政策；江西明代的流民运动实质上就是一种经济扩张，使江右商帮在当时能够发展起来。江右商帮的兴起，为江西的经济发展有较大的贡献，贸易的繁荣造就了江西当时的辉煌：“瓷都”景德镇名扬万里；樟树无药，却成为“药都”有“药不过樟树不灵”之说；九江雄踞长江之滨成为当时极具影响的商埠，在当时江苏一带，市传“三日不见赣粮船，市上就要闹粮荒。”以至于后来九江引起外国列强垂涎；商业繁荣，促进了江西各业的迅速发展，素有“江南粮仓”美名的江西，真是百业兴旺。
尽管在江右商帮中，既没有出现像徽商那样坐拥巨资，堪与王侯相比的富商巨贾，也没有形成像晋商那样经营着垄断行业，也不能如浙商那样成为中国近代资本的源头，但江右商帮以其人数之众、操业之广、渗透力之强为世人瞩目，对当时社会经济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湖广，有“无江西商人不成市”的说法；在云贵川“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
【借战争之力兴起】
唐代以后，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江西抚州成为北方人南迁的重要定居区域。尤其是五代十国割据时期，危全讽入主抚州数十年，采取了保境安民，劝课农桑，招徕商旅的政策，使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呈现出“既完且富”的局部繁荣景象，吸引了大批中原人士竞相投奔。
宋朝时期，经过进一步开发，江西已经成为全国经济文化发展的先进地区，其人口之众，物产之富，居各路(路为宋时的行政区划)前茅。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 102年)，全国在册户口数为2026万余户、4532万余人，其中江西地区达201万余户、446万余人，均占1／10，其中人口为诸路之首。历元至明，江西的这一经济优势仍继续保持，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江西地区在册户、人口数分别占全国的20.2%和23.3%。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 3 51年)，红巾起义爆发，中原地区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战乱之中。随着朱元璋建都南京，其第一个设省的地区便是江西。在对全国的统一过程中，明军北伐中原，进军西南，战争连绵不断，都以江西为基地，军需给养多依赖于江西供给。相对而言，东南地区战事缓和，生活较为太平。由于“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赣商随之出现。
在这场改朝换代的战争中，江西人一方面广征粮草，满足军队的不断需求，贸易越做越大；另一方面，随着军队的推进，江西人又将本地的商品(主要是农副产品和生活必需品)行销到中原大地和华南、西南各省。与此同时，江西也开始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向外移民，江右商帮便在这个时期正式形成并迅速向全国各地扩张，占领了广阔的市场。
明朝建立后，为了防止东南沿海倭寇的侵扰，实行了长时期的禁海政策。国内贸易，甚至对外贸易，都主要依靠内陆的水上通道，“运河——长江——赣江——珠江”成了全国贸易的黄金水道。这条通道长达30O0多公里，在江西境内则有1000余公里，使其在国内、国际贸易中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为江右商帮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赣商借此全方位铺开，社会上也有了“无江(西)不成市”、江西商人“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的谚语。
【依托土特产经营】
江西地处长江中下游以南，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物产丰富，有瓷器、茶叶、纸张、夏布、大米，药材、木竹、烟草、蓝靛、煤炭、钨砂等等，为江右商帮对外输出经营的主要产品。据统计：江西每年外输粮食达500万石、茶叶500万斤、夏布230万匹、售纸50万两，均居全国之首。
宋末元初，景德镇瓷业迅猛发展，青花瓷烧造的成功使江西在全国瓷业输出独占鳌头。而进贤毛笔、烟花，广昌白莲，南丰蜜橘，临川西瓜，铅山造纸，宜黄夏布等特产均驰名海内外，并为江右商帮带来巨额利润。
江右商帮大多以贩卖本地土特产为起点，所谓“以小买卖而致大开张”。以其中的主体抚州商人为例，其经营的产品主要有粮食、陶瓷、布匹、烟草、蓝靛、药材、木材等。如宋代的抚州布商陈泰，生意做得很大，他在各地雇佣了中间人，协助将资金预先贷给金溪、崇仁、乐安以及吉安等地种麻、织布的农民手中，而后再收购他们的布匹产品。陈泰以预付定金的方式垄断货源，这种经营方式非常具有超前意识。而抚州木材资源十分丰富，商人们就将木材分别从赣江，抚河顺水而下，然后出湖口，入长江，运销到南京、扬州、常州及武汉等地。清代中期以后，乐安县流坑村之所以能在科举衰落之后，仍然延续昔日的繁荣，靠的正是该村拥有数十人之多的木材商人集团和源源不断的商业利润的滋养。
但在江右商帮中，并未能产生出资本实力雄厚、影响极大的商业领袖级的代表性人物。其原因是当时商业活动的主体是离开土地的流民，他们在迁徙过程中迫于生计而从事买卖，大多“小富即安，不思发展”，少有做大商人的野心。大部分赣商的主业化经营并不明显，他们挟小本，收微货，走州过府，随收随卖，操业甚广。
【赣商的文化偶像】
甚少有商业野心的赣商在完成了一定的原始积累后，却大多会不约而同做起的第一件事情——建造万寿宫，这成为江右商帮的特有传统。
万寿宫，就是“江西会馆”，也叫“江西庙”、“江西同乡会馆”、“豫章会馆”。流布四方的江西商人，无论大富还是小康，无论是抱团还是独行，大抵忘不了赣人祖先的文化偶像——许真君，建起万寿宫以供奉之。
古时江西作为传统儒家文化的大基地，江右商帮自然会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敬仰那些为民除害、清正廉洁的英雄，而生性聪颖、治病救人、为官清廉的许真君，便受到百姓的爱戴。当时有民谣称“人无盗窃，吏无奸欺。我君(指许真君)活人，病无能为”。许真君死后，江西人民为了纪念他，便在他的故居建立了“许仙祠”，即南昌西山万寿宫的前身，受到江西人的顶礼膜拜。
万寿宫成为江右商帮的标志和广告，也是其财富与实力的象征。万寿宫既是旅居外乡的江西人开展亲善友好、祭祀活动的场所，又是商人、官员、文人们议事与暂住的地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1000多所万寿宫分布在全国各地，其中建造最多的是四川省，共有300多个，而在北京的江西会馆(万寿宫)从明初的14所增加到清光绪年间的51所，占北京387所会馆的13%。
【小本经营的命运】
江右商帮在明朝前期独领风骚，在明朝中后期及清朝前期与晋商、徽商成三足鼎立之势。从19世纪五六十年代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赣商在活跃了500年之后，最终走向衰落。
谢肇制在比较徽商与赣商时遗“然新安多富，而江右多贫者，其地瘠也。新安人近雅而稍轻薄，江右人近俗而多意气。”寥寥数语便道破了江右商帮的基本特征。由于赣商大多出身贫寒，以借贷经商而致富，因此有了商业利润首先是偿还借贷资金，然后便是进行再投资。而其商业利润大部分用于社会性投资，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极少，这就决定了抚州商人不可能做大做强。
由于受“知足常乐、小富即安”的传统思想影响，江右商帮往往在竞争中丧失市场。即便如抚州的李宜民那样的大盐商，也认同“物聚必散，天道然也”的“散财”理论，不利于资本的积累，从而影响了他们的资本投向。
近代以来，交通格局也发生了巨变。随着京汉、粤汉、津浦等铁路的修通，水运变陆地，南北交通改走两湖、冀豫，江西成了陆运和海运的盲区。而在观念的更新上，江西不仅落后于沿海，也落后于中原和南北交通上的湖广、苏皖等地。这是江右商帮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在马关条约后，辽东、山东、云南、广东等地相继被纳^外国资本势力范围，国内民族资本开始生长，渐成气候。江西既没有吸收外国资本的条件，又没有较大的民族企业，赣商长时期的个体、小本经营已经不能适应全国经济模式的转变，最终没能摆脱被淘汰的命运。
江右商帮的衰落
赣商在明朝前期独领风骚，在明朝中后期及清朝前期与晋商、徽商成三足鼎立之势。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国内政治、经济大格局的变化，从19世纪五、六十年代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赣商在活跃了500年之后，最后走向衰落。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长期战乱的影响。清朝末年至民国期间，江西经历了两次长时期的战火蹂躏。连绵不断的战火，使赣商赖以生存的主要商品茶叶、纸张、木材等生产受到严重破坏，景德镇的瓷业也一度陷于停产。与此同时，商业资本在战争中也遭到毁灭性的掠夺和打击。在清军围剿太平军的战争中，湘军统帅曾国藩不仅以江西、安徽作为扼制、反击太平军的基地，更以江西作为军费的筹集地。五年之间在江西征得白银840万两，占湘军全部军费的一半以上。这个数字对于素称富有的两淮盐商也难以承受，更何况以小本经营为特色，谋取小额利润的江西商人。由于商业资本的急剧萎缩，赣商的贸易江河日下，赣商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用“惨淡经营”来形容绝不为过。
2、交通格局的变化。近代以来，京汉、粤汉、津浦等铁路的修通，水运变陆地，南北交通改走两湖、冀豫，江西成了陆运和海运的盲区。因远离交通线，物资流通艰难，过境贸易相当稀少。这一交通格局的变化，不仅使赣商的贸易量剧减，也使外部渗入的新思潮、新风尚绕过了江西。而这新思潮、新风尚在扩散过程中不断地被抵制、被削弱、被改造，然后再反射到江西，致使江西在观念的更新上，不仅落后于沿海，也落后于中原和南北交通上的湖广、苏皖等地。这是赣商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江西四大名镇之一的河口镇(今铅山)和饶州(今鄱阳)是江西主要的河运码头，市井繁华，贸易兴旺。尤其是饶州，是景德镇瓷器、浮梁茶叶和赣东北木竹的集散地。据《鄱阳县志》记载：清乾隆年间，城内“商贾凑聚，百货所集”，有“十里长街，烟火万家”，“千帆安泊，百货归墟”之说，年输出的鲜干鱼、银鱼、白莲等水产品约万余担。随着铁路和公路的开通，饶州港口日渐萧条，河面上常常渔船多于货船，而河口也渐渐变成了一个死码头。
3、经济模式的改变。马关条约后，辽东、山东、云南、广东等地相继被纳入外国资本势力范围，国内民族资本开始生长，渐成气候。但江西既没有吸收外国资本的条件，又没有较大的民族企业，赣商逐渐成缩小之势。20世纪初，九江、南昌先后出现了一些近代企业，但无论从速度还是从规模上看，不仅落后于东南沿海各省，也落后于湖北、湖南、安徽等内地邻省。赣商长时期以个体、小本经营为主要方式，使得本来分散的资本难以集中，更形成不了规模经营的气候。近代全国经济模式的改变，对以个体和小本经营为主的赣商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4、传统观念的束缚。赣商几百年来虽然形成了人数多、行业广、讲信誉、能吃苦、善筹算、渗透力强等优势，但存在着以商脱贫、资本分散、小本经营、难成规模等先天不足。在政治权力与商业资本关系密切的中国社会，赣商借助于“朝仕半江西”的优势，才得以壮大和发展。到清朝末年，朝廷为官者赣人日渐稀少，缺乏以特权为依托的赣商难以与晋商、徽商相抗衡而日益衰落。
观念上的束缚，更成为江西商业资本积累和赣商发展的重大障碍。明清以来活跃于各地的赣商，其商业利润的很大一部分不是用在当地扩大经营，形成规模，而是拿回老家投入本宗族的事务中。如修谱建祠、购买田地、资助科举、兴办学堂、赈济族众以及捐纳功名、光宗耀祖等。这些做法虽然对当地公益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起了很大的作用，江西人才辈出，文化兴盛，与此不无关系。但从赣商的发展观来看，这些做法严重地阻碍了江西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从而向资本主义发展，赣商一直没有在江西本土上营造出一个个像广州、汉口、南京、上海、杭州、苏州那样的大都市或消费中心，因而无法刺激消费水平的提高，也无法吸引外来的消费者而积累资金。同时，在江西本土上也没有形成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市镇网络，更没有产生有影响的百年老店、大型民族企业和优秀的领军人物。整个商业活动始终停留在以商补农、以商脱贫的低层次上，始终没有达到资本化，规模化和产业化的水平。
人们的期望
赣商在长期的商贸实践中，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创造了不少的财富，也形成了不少的流芳百世、令人景仰的人格精神。他们那种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合共赢的协作精神，以义制利的儒商精神、潜心学艺的钻研精神、童叟无欺的和谐精神、勇于排难的战争精神、稳扎稳打的务实精神、胸怀大志的进取精神。这都是江西贤才爱国之心、爱乡之情的综合反映，不仅饮誉乡里，而且传颂海内，教育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人，在推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我们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其中也包含着创业的积极因素。比如瓷都、药都的地名，记载的是富有地域特色的工商业文明，明清时期著名的“江右商帮”也反映了江西商人的创业精神和显著业绩。一个地区企业家的数量多少，素质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地区的创业水平和经济竞争力。赣商中缺少领军人物，缺少优秀的代表人物，这也是赣商在近代衰落的原因之一。如何形成新的赣商群体，如何造就新的一批赣商领军人物，这是时代的呼唤，形势的要求。应该说，现在的江西人和过去的江西人没有太大的变化，当年赣商所有的特点，现在的江西人仍然具备。现代的江西商人，有着比先辈们更开放的思想、更先进的理念、更开阔的眼界、更丰富的知识，更卓越的胆识、更无畏的气概，而先辈们的勤劳和节俭、诚信和务实将成为溶入现代江西商人血液中的优秀基因。江山代有人才出，新一代赣商群体及其领军人物的产生，新一代赣商的成功与辉煌将不会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江西商人绝大多数是因家境所迫而负贩经商的，因此，小本经营，借贷起家成为他们的特点。他们的经商活动一般是以贩卖本地土特产品为起点，而正是江西商人这些独特的背景，使得江右商帮具有资本分散，小商小贾众多的特点。除少数行业如瓷业比较出众外，其他行业与徽商、晋商等商帮相比经营规模就要显得相形见绌，商业资本的积累也极为有限。当代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曾经就这样描述江西布商“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另外，江西商人浓厚的传统观念、小农意识也影响到他们的资本投向，只求广度，不求深度。所以，尽管江西商人人数众多，涉及的行业甚广、经营灵活，但往往在竞争中容易丧失市场。
江西商人讲究“贾德”，注重诚信是江西人质朴、做事认真的性格的一个外在反映，也是江西人头脑中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自然流露。江西商人还善于揣摩消费者心理，迎合不同主顾的要求。总之，以销售尽手中的商品和捕捉商机为原则，这是江西商人发财致富的经验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