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台湾的经济动员体制、动员程序、动员潜力都有了较大提高。但从总体上看，由于台湾产业结构存在明显缺陷，其战争动员能力非常有限。
一、台湾战争动员整体能力
战争动员能力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主要有经济结构、经济布局、军民结合程度、经济管理体制以及能力、经济动员体制、居民对战争的支持程度，以及战前和战争中对手的破坏程度等。
第一，从台湾经济结构看其动员能力。高技术战争消耗的是数量巨大的多种经济实力，它要求经济必须是全面发展和产业结构合理及优化。如果经济不能全面发展或产业结构不合理，就会出现军事经济木桶中的“短板”从而不能形成军队的整体战斗力。台湾是个孤岛，经济结构极不合理，是一个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虽然农业还能基本支撑战争的要求，但是工业不仅规模小，而且主要是一些电子产业和重化工业，并且工业资源主要依靠进口，所以它的产业结构支撑不了高技术战争的需求。即使台湾的GDP较高，外汇储备较充实，但也因为战争所需要的物资数量大、品种多、时间紧，因而它们也很难立即转化为军事经济实力。目前台湾战略物资储备数量有限，战时又受到严密的经济封锁，所以它就更难以转化为真正的战争经济实力。因此，从经济结构看，台湾的战争动员能力相当有限。
第二，从经济布局看其动员能力。经济布局决定着战争初期和战争进程中遭受对方打击的程度。如果生产力布局没有纵深，易受对手第一次打击的破坏，即使有很高的生产力水平，也很难真正转化为军事经济实力。台湾本岛南北长不到400公里，东西宽才110多公里，根本谈不上什么战略纵深。其生产力主要布局在西部平原上，集中在台北、台中和高雄三大工业区，港口、铁路、高速公路集中在西部。这样的生产力集中布局，严重缺乏纵深和战略腹地，极易受到打击和破坏，所以它很难转化为军事经济实力。因此，台湾的经济布局也决定了其战争动员能力很低。
第三，从军民结合程度看其动员能力。经济尤其是科技工业的军民结合程度是决定经济实力向军事经济实力转化的重要因素，决定了经济动员的效率。台湾当局近些年来开始重视科技工业的军民结合，注意将军事科技工业根植于民用科技工业之中，重视发展军民通用技术，并且在科技人员中推广“国防役”。台湾参照美国硅谷的经验在新竹县创办了科学工业园区，把它作为军民结合的重点。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为将“军事科技根植于民间技术之中”，十分重视利用各个大学、研究所以及企业的科技实力，同它们签定了很多项合作研究计划，一些公民营公司也参加到部分军事科研工作中来。作为军事科研基地的“中山科学研究院”也逐步开放，由只开发军用技术转为开发军民两用技术。因此，仅就科技工业军转民的能力来看，台湾这方面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有一定的动员潜力。
第四，从经济管理、管制体制看其动员能力。经济管理体制由经济管理组织体系、规则体系和方法体系等要素组成，它是连接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纽带。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高，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快，说明经济管理水平高，体制合理，从而战争经济潜力也就大。同时，经济管理体制及其能力也是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经济实力的一个制约因素。50多年来，台湾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成为“亚洲四小龙”，说明台湾的经济管理能力是比较强的，使得其战争经济动员能力较强。另一方面，台湾当局的经济管制能力也是比较强的。台湾成立了“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会议”，其主要职能是制定大政方针与“国防政策”。“国安会”有一套严密的组织机构，保证了台湾当局对经济的高度管制权。台湾当局对经济的管制权主要体现在对军事人才、军工科研与生产，军事财力的高度控制上，为此建立了严密而权威的军事人力制度、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制、军事预算体制和经济动员体制等，并以相应的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政税收政策和外贸政策来保证。台湾当局在组织和制度方面具有对经济的强大管制能力，可以保障在战时将其相当部分的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经济实力。
第五，从经济动员体制看其动员能力。经济动员体制决定着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经济实力的广度、深度和时效。由于台湾当局长期以来将台湾置于“动员戡乱时期”，注重建立和健全经济动员体制。台湾的战争动员采取的是总动员体制，即在临战或战争状态下，“为集中运用全部的人力、物力，加强防御力量”，“以有效的动员机制，整合有效资源，发挥危机处理效能”。经济动员包含在总动员之中，并且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经济动员体制比较健全：一是组织机构健全。台湾地区领导人是总动员的最高决策人，负责决定实施动员的时机、范围并发布总动员令。“国防总动员联席会议”是总动员决策机构，由军地双方主管动员的高级官员组成，日常工作由“国防部总动员综合作业室”负责，其中经济动员由“国防部”经“行政院”授权设立的“中央全民防卫动员准备业务汇报”，负责具体业务。各主管机关、省(市)、县（市）设“动员准备业务汇报”，负责本地动员业务。二是动员法制较健全。除了有“总动员法”外，先后制定和修正了“总动员物资征购办法”、“工业动员办法”、“动员时期船舶管制办法”、“车辆动员办法”、“空运动员办法”、“公民营事业生产军品办法”、“铁路军事运输作业规则”等法规，对于平时和战时的各项经济动员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规范。三是动员方案和计划较健全。台湾“中央全民防卫动员准备业务会报”，依据防卫作战需要，逐年制定年度“动员准备提纲”，各动员准备方案的主管机关以及“直辖市”、各县(市)依此制定本单位年度动员准备方案和分类计划。其中包括精神动员、人力动员准备、物资动员准备、经济动员准备、财力动员准备、交通动员准备和卫生动员准备等方案。健全系统的经济动员准备方案和计划保证了动员准备工作的正常进行。四是结合重大军事演习进行动员演练。这种演练主要有两种类型。其一，旨在增强“立即动员、立即作战能力”，采用无预警方式，配合部队演习实施。其二，军需工业动员演习，旨在验证各县市及公民营工厂能否有效支持台军各厂库战时要求，熟练战时生产转换作业程序、规定。经常的动员演练，既检验了动员方案和计划的可靠性，又提高了动员准备能力。
第六，从民众对战争的支持程度看其动员能力。人心向背是决定经济实力向军事经济实力转化的重要因素。“为谁而战”、“为何而战”不仅是台军广大官兵的疑惑，也是台湾广大民众的疑惑。蕴藏于台湾民众手中的经济力量是不会甘心让当局用于战争的，上述的各种优势就不可能发挥出来。因此，在战争即将来临之前，占有台湾经济规模85％的私人经济很可能有相当一部分转移到海外，这就会大大减少台湾经济实力向军事经济实力的转化系数和数量。目前由于台湾政局动荡和两岸关系僵持，已有大量资本转移海外。一旦战争爆发，台湾岛内资本的转移情况将更加严重。
第七，从战前和战争中将可能遭到的打击看其动员能力。制约战争经济动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看其在战前和战争中可能遭到的对手的打击和破坏程度。如果台湾当局不顾两岸人民的意愿，公然宣布“独立”而引发战争，那么台湾经济将遭到致命打击。台湾的经济布局没有纵深和战略腹地，而且高度集中在西部平原地带，特别是三大工业区，最易遭到打击，甚至在首轮打击下就可能瘫痪。这样台湾的经济潜力在还没有转化为新的军事经济实力之前就将不复存在。由于台湾经济抵御攻击的能力不强，因此其动员能力也是比较脆弱的。
二、台湾经济各领域动员能力
1、工业动员能力。台湾工业动员是战争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军营工业动员和民营工业动员两部分。平时把各个属于动员对象的工厂调整成总厂，通过对军需品的研究开发和制造，进行动员准备，转入战时动员体制后，扩大军需品的制造与维修能力，最大限度地供应军队所需的器材。台湾当局还积极推行“经济军事化政策”，采取了以下做法：一是强调“开发在军中，制造在民间”。为弥补军工生产能力的不足，便于民营工厂战时能够迅速转产军需品，台湾当局专门制定了“公民营企业生产军需品辅导办法”，采取技术转让、辅导需军品生产、委托保修、优先提供贷款和订货、减免税收等办法，吸引民营工业企业参与军需品生产，推动军营、民营厂家合作，增强民营企业研制和生产军需品的能力。二是强调“寓战备于经建”。为避免重复投资，台湾在一些重大的经济建设项目中强调要充分考虑和兼顾战时需要。例如，要求大型造船厂必须具备生产各型军用舰船的能力，石化工业必须具备一般性军需品及其军火用品的生产能力等。
2、物资动员能力。为了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台湾当局十分重视加强粮食、油料、钢铁等主要战略物资的动员能力。目前，台湾平均库存稻米40万吨，按平时消费标准，库存稻米可供全台湾2300万人口消费2个月；战时如以库存稻米的二分之一用于军用，可供130万军队食用1年。台军的粮食储备采取集中储备与分散储备相结合的办法，小部分储存于伙食单位的防御据点内，大部分粮食集中存放在大型地下粮库和屯粮坑道内，为落实“存粮于民”的要求，台军与地方粮食部门签订了战时粮食紧急支援协定，战时军粮由地方粮食部门直供。石油工业主要由台湾“中国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独家经营，该公司现有各类炼油厂9座，分布在西海岸的桃园、高雄、嘉义等地，技术设备比较先进，日炼原油60多万桶，高雄、大林埔炼油厂年处理原油能力在1000万吨以上。台湾大部分军用油料储存于地下油库、油地和油地坑道内，小部分桶装油料放置于遮蔽式的油场，战时生存能力较强。台湾每年自产的普通钢材基本可以自给，特种钢材及钢铁工业原料仍须大量进口。台“经济部”是物资动员的主管机构，负责统筹规划战时重要战略物资调配管制。为确保战时急需，台湾当局颁布了“总动员物资征购征用办法”，规定动员时期军政机关因军事作战或执行紧急公务不能依正常方法获得物资时，可依法实行征购。
3、交通动员能力。台“交通部”主管交通动员，负责调配民间运输能力满足战时交通运输需要。由于战时台湾岛内的运输将以公路为主、铁路为辅，对外岛的运输以海运为主，空运为辅。因此，台湾当局在不断加强交通动员潜力建设的同时，非常强调做好车辆动员和商渔船动员。50多年来，台湾当局不断对岛内交通设施进行维修扩建，交通动员潜力有了一定增强。火车电力机车头100余辆，客货车皮近万节；高速公路的部分地段战时可起降作战飞机；有各型机动车1519万辆，其中汽车420万辆；有各类港口80多个，基本为军民两用，一些小型商渔港也可作为轻型舰艇战时疏散基地；共有各类机场40余处，拥有各型民用机120架。为提高战时车辆动员速度，台湾各县市均设有车辆动员委员会。车辆动员委员会根据行政区域和交通状况，本着车型与生产厂家一致原则，将各种军用和民用车辆(警备、消除、救护车辆除外)中具有军事运输能力的车辆编入军勤车队，其余的车辆编入民防车队。对纳编车辆的驾驶员和机械操作人员实行统一的编组管理，战时两种车队相互支援执行任务。台湾对外贸易的95％和外岛作战物资供给主要通过海上运输完成。因此，台湾重视发展商渔船业，增强商渔船动员能力。台湾渔船分“公营”和“私营”两类，公营渔船公司属台湾“渔业干部船员训练中心”和“省立水产试验所”等单位。渔船均加入台湾渔会组织，并按母港编入船舶大队，受台湾警备“司令部”和“警察局”控制。战时一旦需要， “国防部”可根据“动员令”征用上述船只，协同海军执行扫雷、运输、警戒、侦察等军事勤务。
4、科技动员能力。台军认为，在现代战争中，科技的优劣往往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因此要做好科技动员工作。1967年3月，台湾成立了“科学发展指导委员会”，隶属于“国家安全会议”，是台湾最高科学政策咨询机构，负责统筹制订台湾科学技术发展政策。1985年，台湾“行政院”批准成立了由“国防部”、“教育部”、 “经济部”和“国科会”联合组建的“国防科技推动委员会”。其中“国防部”和“国科会”组成“国防科技合作协调小组”，负责“国防”科技的上游研究工作；“国防部”和“经济部”组成“国防科技发展小组”，负责“国防”科技与工业界的合作。该委员会的宗旨在于广揽人才，联合台湾不同学校的专家共同参与“国防”科技研究，同时将“国防”科技成果推广于民间科研，推动台湾科技与经济的发展。这些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台湾科技动员体制的基本框架。近年来，台湾加大了科技投入，科技研发经费占其GDP的比重由1986年的1.01％增至2002年的2.3％。台湾地区的产业结构正在向高技术产业转型，高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发展较快。在高科技产业拉动下，台湾科技人才的数量有了较快增长，2002年达15万人，占全岛总人口的6.6％。但人才就业结构不合理，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高科技人才77％集中在大专院校，18％集中在财团法人和研究机构，只有5％在企业供职，科技产业工程师及技术人员严重不足。为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同时也为战时科技人才动员预做准备，台湾当局采取了一些办法，如高学历人才服“国防役”。
三、台湾战争动员能力评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台湾具有一定的战争动员能力。台湾科技工业军转民能力和经济管理（管制）能力较强，经济动员机构比较健全，动员法制比较完善，经过经常性的动员演练，有丰富的动员准备和实施经验。因此，一旦战争爆发，台湾能在较短时期内最大限度地动员人力、物力、财力，基本能够保障战争初期的军事需求。但是，由于产业结构存在明显缺陷，台湾属于海岛式的小型经济体系，存在许多弱点，且在经济实力上无法与大陆相比，制约了台军持久作战能力。第三产业比重较大是经济发达的表现，但打仗主要是靠能源、原材料、制造、农业等基础产业支撑，这些产业在战争动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这些基础产业，台湾相对薄弱。在工业中，对外加工工业所占比例大，在平时看来繁荣兴旺，可是一旦开战，市场丧失，运输中断，原料不济，生产受阻，维持困难。在产业区域分布上，高科技产业主要集中在北部，尤其是新竹科学园区。产业高度集中与相对单一特性，易受全球经济与偶发事件，特别是战争的冲击。1999年发生的“7·29大停电”与“9·21大地震”对经济造成冲击就是显著例证。产业结构先天不足，特别对战争动员有重要作用的基础产业严重滞后。从总体上看，台湾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不足，品种不全，结构不合理，大都不能满足台湾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旦打仗，更是捉襟见肘。台湾很难与大陆打一场持久战。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研究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