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董丛林著
基本信息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ISBN：7543436469
·条码：9787543436466
·版次：2
·装帧：平装
·开本：0开 0开
·丛书名：百年家族
内容简介
从史学、文学、哲学等学术领域到社会谈助，关于曾国藩的话题多而又杂，过去许多年里由一顶“汗奸刽子手”的帽子便“封杀”这个复杂历史人物的“定局”已然打破。但那种非把“曾文正公”拉到“天地之完人”境界不可的势头，这也不能不说是正在走向另一个极端。本书贯穿了知其人与论其世的双向原则，以防止论述的简单化、庸俗化。本书所包含的内容复杂，但大体可以分成“人文性”和“社会性”两类，前者侧重于“人”的本身，后者则侧重在与社会的关系。著述中在既不忽略其“社会性”内容的同时，也特别注意发掘其“人文性”蕴涵，意在借此更能添些新意。在形式上则采取了有一定跳跃性地择取剖面、分篇连缀式的写法，同时又注意内容整体上的照应、连贯，力求使之“形散”而“神聚”，灵活而不紊乱，有相对集中和独立的多个场面而又不失其完整的组合性。
曾国藩（1811—1872），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1811年他出生于湖南双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乳名宽一。曾国藩天性聪颖，十三四岁即成为乡里有名的才童，1833年中秀才。后到岳麓书院读书，当年即中了举人。1838年中进士，因成绩优异得以在翰林院庶吉士，继续修业深造。1840年授职翰林院检讨，从此开始了他为时数年的翰苑任职生涯，也是他步入仕途的开端。1847年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右侍郎，官至二品。至此曾国藩进入仕途十年，其间七次升迁，连升十级。1852年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为清朝平定了心头大患，因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谥号“文正”。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朝由盛转衰、内忧外患的动荡年代，但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至今日，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作者简介
董丛林（1952——），河北盐山县人。现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已发表《论晚清名士李慈铭》、《领袖导向与湘淮系势力的导流》等五十余篇论文，出版《龙与上帝——基督与中国传统文化》、《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合著）、《变政与政变——光绪二十四年聚焦》等多部专著。著述多次获国家级图书奖和省级优秀社科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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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开宗明义地对写作立意作个扼要交待，但愿对多数读者来说不是蛇足。
既以《百年家族——曾国藩》命名，自然表示是以曾国藩为中心来写由他联系的家族群体的。曾国藩，是稍有近代历史常识的人便不会生疏的人物，而近些年来形成的一股所谓“曾国藩热”，当使更多的人对这个晚清重臣耳熟能详。的确，从史学、文学、哲学等学术领域到社会谈助，关于曾国藩的话题都多且杂了不少，过去许多年里由一顶“汉奸刽子手”的帽子便“封杀”这个复杂历史人物的“定局”似已打破。在这正常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下，也不无新的简单化倾向苗头的显露，譬如说似乎有股非把“曾文正公”拉到“天地之完人”境界不可的势头，这不能不说是正在走向另一个极端。笔者愚陋，在这里不拟全面寻究个中原因，只想妄谈一点方法论方面的偏弊：惯常对于历史人物的认识，似乎存在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就是胶着于“评价”上面绞脑汁、求“创见”，而像曾国藩这样的原定典型“反面人物”，在评价上似有着“翻案出新”的更大余地，于是就更易于诱致评价上跳跃极端的现象发生。
诚然，“评价”是历史人物“研究”中的要项之一，但决非惟一，甚至不应是最主要的目的。在这一点上，梁任公也许能给我们一点启示。当年他写李鸿章传，别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理由就是：“李鸿章为近四十年来第一流紧要人物。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口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此有识者所同认也。”显然，他写李鸿章传，主旨不在于仅仅给其人做个“政治鉴定”，而是有鉴于其人在中国“近世史”上至关紧要。写其人，可为知其世提供一条引线；另一方面，又是把其人放在中国近世历史当中来显示。对于在中国“近世史”上的“紧要”性来说，曾国藩自然应属与李鸿章同类同级的“第一流”者，我们何不可以也像梁任公那样想想，如是，给其人戴顶什么颜色的帽子也许就显得相对次要了些，而实现知其人与论其世的双向贯通自便凸现了更大的意义。拙著就贯穿进了这样一种认识原则。当然，并不意味着因此书中就与“评价”绝缘，“评价”是对历史人物认识中离不开也不应回避的，只是需要排除它的惟一性和防止简单化、庸俗化而已。但具体写来，兴之所至，情之所激，不能自抑，流诸笔端，臧否月旦，或有不当，此亦笔者非敢辞其咎者。
曾国藩尽管是本书所写的中心人物，但又不是惟一人物，因为总体上是要写他的家族。这就决定了，一方面，即使写曾国藩，也不能和单纯写他的个人传记一样，而要特别注重着眼他与家族的联系，把他作为这个家族的枢纽来写；另一方面，除了写曾国藩之外，还要兼写其家族别的成员，而写他们，同样也需要着眼家族群体的联系。并且，这种群体联系，体现为活动的有机整体，决不等于个体履历的机械拼合。这样写其一个家族，较比写其中任何一个单体成员，自然不但在所涉时间、空间上都有了更大的展拓，而且也有了立体地增加其内容涵量的更大余地，并限定了特别的方位角度。
关于家族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的重要性，清末某大臣在奏议中曾这样强调：“上征国史，下察民情，皆莫不以家族团体为国家之根本。”《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本第五册，总第5974页)此决非妄语。显然，这比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分量更重许多。何况，当年曾国藩家族，又是直接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帝制王朝晚期的命运息息相关者，这就更有了下述典型意义：既可由该家族的历程作为探看那个时代变迁的一个窗口，又可凭那个时代的脉象变化来体察该家族的兴衰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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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大星陨金陵
巨蟒惊梦
龙门回首
格书与检身
在升迁的顾境中
兄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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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书摘
曾国藩会试中式的那科，正总裁便是穆彰阿，自此二人便有了师生的名分。曾国藩在该科朝考中出名，更使得穆彰阿对这个门生添了几分器重。而曾国藩对穆彰阿师事惟谨，常去拜谒
聆教。穆彰阿则处处事事扶助曾国藩。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大考翰詹时，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之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索取应试诗赋，曾国藩誊清后立即送往穆宅。随后曾国藩又能赢得抢手的掌文衡美差，恐怕也少不
了穆彰阿的帮助。从稗史材料中提供的下述情事，更可见穆氏对曾国藩无微不至的关照。
这天，曾国藩忽然接到皇帝要在次日接见他的通知，他当晚便去穆彰阿家报告并在那里歇宿。第二天被引至皇宫某处等候召见，发现不是惯常使用的场所，他奇怪地寻思着，白白等了半天，却被告知改于明天召见，他只好退回穆宅。穆彰阿问曾国藩是否注意了那个房间的墙壁上所悬挂的字幅，曾国藩摇了摇头。穆彰阿怅然若失地说：“机缘可惜呀!”他踌躇良久，最后召来一个办事干练的仆人，吩咐他立即拿四百两银子送给某太监，请他把那处壁间字幅的内容秉烛代录下来，这四百两银子便是报酬。事情就这样办了。第二天召见，皇帝所问果真都是那字幅上面的圣训内容，曾国藩当然应答如流，皇帝十分满意。事后，皇帝对穆彰阿说：“你说曾某遇事留心，果然如此。”从此，曾国藩连连被提拔重用。
和睦邻里，在乡间比城市更为讲究，所谓“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这种朴素的谚语却概括了乡间邻里关系的一个基本法则。旧时乡间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交往面很窄，而一家一户的生产单位时常遇到自家力不能及的事情。协同互助，靠邻里最为便捷，一旦邻里关系弄僵，过日子就会陷入一种尴尬境地。曾玉屏那时尽管已是在乡里说话算数的人物，但和睦乡邻也是他所注意的。到了曾国藩在外做官，家信中也时常问讯和嘱咐睦邻和接济亲友方面的事情。
惟有“书”字一项，说来未必与每家农户都结缘。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农民轻视读书，只是有些人家实在没有条件罢了。事实上，目不识丁的农民对识字的神圣感往往要强于识字者，只要有可能，人们总是要让自家子弟读几天书，识几个字，去领受最基本的文化教育的。“三代不读书，一屋都是猪”，这种俗谚对农民与其说具有刺激性，不如说更具有信条意义。前边已经述及曾玉屏其人在读书方面早荒晚悔、寄望儿孙，而靠读书成名成功到了曾国藩身上如愿以偿的特定情形，这使得“书”字诀自然更包含进了特别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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