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姜建设
基本信息
·出版社：河南大学出版社
·页码：315 页码
·出版日：2001年
·ISBN：781041710X
·条码：9787810417105
·版次：1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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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几百年间(即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称“轴心时代”)，南亚的印度人、西亚的希伯莱人、南欧的希腊人和东亚的中国人，在各自历经长时段的文明积淀之后，不约而同地达到文化史的一个临界点——人们已不满足于对现实的直观反映，而致力于对世界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探索，并思考作为实践与思维主体的人类在茫茫时空中的地位，开始形成深刻的而不是肤浅的、辩证的而不是刻板的关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学说，并首次用完整的典籍将其记载下来，从而使得此前处于萌芽状态的、散漫的宗教、科学、文学、史学、哲学成就得以凝集、综汇和升华。这些第一次强有力地歌咏出诸文明民族“元精神”的为数有限的典籍，可以称之“文化元典”。
如果说，《吠陀文献》和《佛典》是印度元典，《古圣书》是波斯元典，《理想国》、《形而上学》等先哲论著是希腊元典，《圣经》是犹太及基督教元典，那么，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堪称“元典”的，首推《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被儒家尊为经典的《论语》、《孟子》、《荀子》，被道家及道教奉为经典的《老子》、《庄子》，被墨家视作圭臬的《墨子》，法家的集大成《韩非子》，都享有“元典”之尊。此外，一些专科创始之作，如军事家鼻祖《孙子兵法》、医学宝典《黄帝内经》也可排入“元典”行列。
元典率先系统荟萃先民智慧，其思想富于原创性，其主题具有恒久性，因而元典有着立足于现实基础上的超越性，它们的思考指向宇宙、社会、人生等普遍性问题，在回答这些普遍性问题时，所提供的并非实证性结论，而是哲理式原型；并非僵固式的教条，而是开放性的框架，有着广阔的“不确定域”，从而为历代阅读者和解释者保留了“具体化”和“重建”的无限空间，使之可以纵横驰骋，这便是所谓“《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春秋繁露·精华》)，以至在两千余年间，元典常释常新。一部中华元典诠释史与整个中国文化史的进程相伴相依，互为表里。
历史的辩证法反复昭示：发展不是简单的生长和增进，它往往不一定呈直线式进步，而是通过一系列螺旋式圈层实现的。这样“回复”便不总是重复往昔，而可能是一种上升的形式，是“唤醒”事物在其开端时即已蕴蓄着的可能性的一种形式。作为由具有自觉意识的人类创造的文化，也生动地展现着螺旋式的发展轨迹，如欧洲“文艺复兴”的崇尚古希腊、“宗教改革”的服膺《圣经》，便是对“元典精神”的发扬和再造，而欧洲文化正是在这种“回复”中赢得历史性进步的。这种向“文化元典”汲取灵感，获得前进基点的现象在中国也多次出现，著
名的“古文运动”便是典型事例。考之以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这种“返本开新”、“以复古为解放”，即回归元典精神以求新变的情形也俯拾即是。当然，现代化是一个文化转轨过程，充满变异与新生，现代生活好比一台巨大过滤器，对往昔文化传统或放行，或阻遏，于弃取间行扬抑之道。近世中国人立足于文明转型和挽救民族危亡的社会实践，选择中华元典精神里的变通哲学、忧患意识、华夷之辨、革命观念和民本思想，并与外来西学的相关部分彼此激荡交融，从而锻造出在近世中国发挥巨大作用的社会变易论、社会救亡论、民族国家论、社会革命论和民主主义。可见，元典精神的选择性发扬和创造性转换，是近现代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题旨，也是今人和后人所要反复探讨和力加实践的。
我从事元典研究多有年所，然困惑处不少，亟望友朋切磋。令人高兴的是，河南大学出版社推出“元典文化丛书”，这使我顿觉良师益友在侧，其欢欣鼓舞自不待言。该丛书将先秦时期应运而生的一批文化元典逐部加以诠释，并阐扬其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及中国民族性格的全方位影响，从而揭示今人精神之来源，民族文化之来龙去脉。这套丛书旨趣高远，而行文切实，为一雅俗共赏佳品。主事者今嘱余为之序，特撰上述，以谢盛意，并藉此就教于丛书作者和读者诸君。
冯天瑜
目录
序 冯天瑜
“元瑜文化丛书”的说明 李振宏
一《书》、《尚书》、今古文《尚书》与《伪古文尚书》
1《书》与《尚书》
2《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
3《伪古文尚书》的现世及其辩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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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书摘
2．《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
从秦始皇时代到汉武帝时代，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尚书》传播历程上出现了大落与大起，其地位也因此由地狱而升入了天堂。由于独尊儒术、利禄之道诱导的结果，《尚书》不断有新版本问世，其中最为重要的自然要数伏胜的今文、孔安国的古文和杜林的漆书本了。这几个本子在《尚书》传播历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自然应该加以重点介绍。
(1)伏生《尚书》的风雨历程
《尚书》传播中的早期顺畅因秦王朝大一统的实现而突然中断。为了钳制思想以牢牢掌握刚刚到手的统一果实，秦始皇明确下令“禁游学”、“燔《诗》、《书尸、“坑儒士”，忙得个不亦乐乎。其中有一项规定对我们的论题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家藏《诗》、《书》、百家语者弃市”——《尚书》一下子成了禁书，私藏者不但要被杀头，杀了之后还要被抛到闹市上，“与众弃之”，这个禁令是够严厉的了。对于这一举措的影响，后面我们还要加以分析。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经过这一记重创之后，“六艺从此缺焉”，劫后余生的《尚书》失去了昔日的风采。
西汉初年，鉴于暴秦速亡的历史教训，最高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以缓和紧张的社会矛盾，尽快把人民安顿下来。措施之一便是惠帝四年的“除挟书律”——解除私人藏书
的禁令，私家藏书再次得到法律的允许。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与其他文化元典一样，《尚书》也从“地下”来到了“地上”。按照《史记·儒林列传》的说法，率先在社会上传授《尚书》的人叫伏胜，“胜”在历史文献中又常常写做“生”：
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上一晁，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来，经过秦火焚烧之后，《尚书》已经元气大伤，一时间几乎成为绝学，这与战国时期的广泛流布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伏生是西汉时代最先在社会上传授《尚书》的人，他所传授的《尚书》只是一个残卷，这两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至于伏生传《书》的开始时间，太史公的行文有些模糊，后人的理解因此产生了歧异，例如东汉时代的卫宏在其《定古文尚书序》中便说：
伏生老，不能正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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