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时，正是京城官僚由狎男色转为嫖妓女的开端。
据《京华春梦录》记载：“帝城春色，偏嗜余桃。胜朝来叶，风靡寰宇。今之韩家潭、陕西巷等处，皆昔之私坊艳窟。鼎革后，云散风流都成往事，于是娼家代兴。香巢栉比，南国佳人，慕首都风华，翩然莅止。越姬吴娃，长安道上，艳帜遍张矣。更考其由，则始于20年前之赛金花。
“斯时南妓根蒂未固，僻处李铁拐斜街、胭脂胡同等曲径小巷，地势鲜宜。韩家潭、百顺胡同以东，似均为北妓根据地。鸿沟截然凛不可犯。然潜势既伏，来者益众。南之寓公，千里逢故，趋者麋集。而北人亦喜其苗条旖旎，与土妓之质朴浓丽，趣旨迥殊。其后南势东侵，北势渐绌。递嬗至今，则韩家潭且无北妓立足之地。百顺胡同、陕西巷亦南占优势。仅王广福斜街短巷数扉，犹树北帜，若石头胡同本北妓渊薮，比亦卧榻之旁，客人酣睡，喧宾夺主亦可异已。”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北京自清时的男妓鼎盛至衰微，而代之以女妓，从南妓北来至北妓渐绌的形势，可谓之高度概括。这个时候北方妓女出现了色艺双全的名妓。
据史料记载，北方的三凤、万人迷等均使王公大人、豪商巨贾拜倒在其裙下。
当时，京城的娼妓一般还都是北方人，称北地佳人。据《燕台评春录》记载：“都中妓多皖齐燕代产。莲泾、竹西，绝无仅有。至珠江春色，亦于此一见云。”说明当时京城妓院南方人很少。
再者，这段时期里，擅长歌舞音乐的妓女也不多。《燕台评春录》还记载：“雅仙能唱南曲，弹琵琶，此他处所弗能及也。盖南中妓悉能刻官引征，竹肉相宜，令人听之忘倦，都下多不知歌管。余初至时，置酒尚有肴馔，使出局承应，尚系裙侍饮，尚行令拇战。近概蠲免，余戏曰：‘实事求是，悃幅无华。’然多见士大夫，举止大方，是其所长。”由此可见这时的北方妓女多是“专承侍寝”，注重“实事求是”的功夫，咸同年时，早已如此了。
《都门不录》中，有南腔北调人所做《北京清吟小班竹枝词》，形象地概括和描述了清代光宣年间，京城及八大胡同中南班与北班的状况。
这两段竹枝词，虽像是顺口溜的戏作，但对当时八大胡同等妓院的状况，包括妓院内部的礼仪、服装、待客、住局、吃喝、陈设、娱乐、出条子等等，记载得十分清楚，成为那段历史的珍贵的材料和佐证。
《京华春梦录》记载，在八大胡同中，南北两帮妓女曾“鸿沟俨然，凛不可犯”。“北班”相当大一部分来自旗人，相貌较好，但文化不高；“南班”妓女主要来自江南，有才有色，更解风情。
清末江浙一带的妓女移师北京，以苗条的身段，能歌善舞的才情压倒了“质朴浓丽”的北方妓女，当时人称“南班”。
这本书的第二篇《八埠艳语》，描写的一段南妓和北妓的不同十分生动：“妓家向分南北帮。从前界限颇严，南不侵北，北不扰南。间尝评论南北帮之优劣，各有短长。大抵南帮活泼，而流于浮滑；北帮诚实，而不免固执。南帮应客，周旋极殷，如论风头，则洵非北帮可及。至北帮则除床笫外无他技能，除偎抱外无他酬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