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体验经济》一书在博客中国连载的过程中，孙景华先生针对前几章，最近连续写了两篇文章《未来的财富来自“融合”？》、《新经济的生财之道在哪里？》，与我商榷。孙景华先生不同意我在书出表述的这个核心思想：亚当.斯密经过研究发现，工业文明的秘密在于“分工”，分工是财富的根本来源。信息革命的先行者则发现，信息文明的秘密在于“融合”，融合是财富的根本来源。
这个观点我提出已有近十年，今天仍然坚持这个看法，而且有一些新的发现。借这个机会，一并谈出来。一是深化对以往观点的认识，二是进一步阐发新的思考。孙景华著有《中国人的管理逻辑》等书，也有办企业的实际经历。他谈问题比较平心静气，所以我希望与他相互交流，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
关于立论的角度
“融合创造财富”是直接经济理论的核心命题。
孙景华先生自谦“至今分不清经济学与管理学之间的边界”，搞不太清楚我“究竟是基于哪个角度而得出的结论”，他比较侧重从企业组织管理的角度立论。其实我认为，在这个命题上，经济学角度与管理学角度并不矛盾。
“直接经济”这一概念，是相对于庞巴维克的“迂回经济”而提出的相反概念；“融合”这一概念，是相对于亚当斯密的“分工”而提出的相反概念。庞巴维克用“迂回经济”、亚当.斯密用“分工”来概括工业化的特点，共同特点是从生产方式立论。我根据戴尔“直接商业模式”的实践，专门描述与斯密的“分工”、 庞巴维克的“迂回经济”特征相反的“直接经济”，也是从生产方式立论。
生产方式这样一种概括角度，在经济学中确实不太常见，因为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常用的方法。从生产方式角度立论的优点在于，兼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没有“生产力”这个概念；而技术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又不太谈生产关系。而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理论，谈的既不是单纯的生产力，也不是单纯的生产关系，而是二者的统一，即生产方式。所以主流经济学面对第三次浪潮，在理论上总对不准焦聚，根子就在于缺乏生产方式这个理论维度。
反观管理学，却没有主流经济学这方面学科缺陷。管理学开宗立派到现在，一直没放弃“自然-社会”双重属性。管理学的自然属性有利于从生产力角度观察问题，社会属性有利于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角度观察问题，所以它更容易理解第三次浪潮这种生产方式上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孙景华先生从管理角度立论，也无可厚非。
不过，我还是有一点方法论上的建议。无论是斯密谈“分工”，还是庞巴维克谈“迂回经济”，都具有很强的经济哲学意义，是对经济现象的“形而上”思考。这与管理学就现象谈现象所涉及的“分工”，既有联系，更有区别。我希望大家在思考“直接经济”和“融合”时，更多能从本原上，也就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基本关系上，想一想工业化与信息化的不同点在哪里。而不要光局限在我们眼前工业化实践中，跳不出来。托夫勒在这方面确实很强，他提出的产消合一，就是一种相对于斯密问题级别的经济学大智慧。
融合的价值基础：意义价值
领导变革时代，经济学重价值；管理承平时代，经济学重实证。因为今天的时代特征属于变革，所以要重新审视经济学的价值论。
意义价值是融合的价值基础
孙景华说我“关于未来财富来自‘融合’的结论，即（既）震撼又惊心”，“但论证它却变得漫不经心、十分粗糙，很难令人接受”。他说得很对。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做到“非十年不将军，无一日不拱卒”；反而是“无一日不将军，非十年不拱卒”。我今后要多下实证功夫。不过，今天我一上来，又想“将军”——提出一个价值型问题。这是我的爱好，因为我认为变革时代的方向问题特别多，大家总视而不见。
许多人凭着工业化的经验，不接受直接经济的融合论。我认为问题不是出在技术性论证（论证得好当然更好），而是我们必须给“融合”提供一个更为基本的价值论基础。《体验经济》在这方面还没有做到。我最近开始形成一个新的还未完全定型的想法，顺便提出来一并讨论。
我认为，意义先于融合。意思是，融合的价值论基础，是意义价值。意义的价值在于个人通过信息和知识获得快乐和幸福；或表述为以信息和知识为基础的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意义价值，是迄今为止经济学还没有重视起来的商品的第三重属性。最接近“意义价值”定义的经济学家，依次是边沁、卡尼曼、奚恺元、黄有光、陈惠雄五位杰出经济学家。其中尤以卡尼曼的《回到边沁》一文为最。意义价值，在古典经济学中，就是指快乐和幸福这种终极福利价值。但我觉得，快乐、幸福，只是意义价值的主观一面；信息和知识，是意义价值的客观一面。大家仔细想一想，信息、知识，快乐、幸福，是不是都属于“意义”这个范畴？光说快乐，很难把信息革命的生产力——信息和知识——概括进去；反过来，光说信息，也很难把信息革命的社会目的——以人为本——概括进去。只有意义，可以把两方面都概括好。把这次生产方式变革的价值基础说到位。孙景华先生也许是由于没有看到《体验经济》的第三部分，所以没有全面概括我的思想。表现在第二篇中，将融合与“个性的彻底解放”、“彻底的将决策权回归个人”对立起来。其实后者也是我的思想。
比较一下，自然经济的价值基础，是我们后来用“使用价值”概括的那种价值的自然属性；工业经济的价值基础，是交换价值；信息经济的价值基础，是意义价值。
交换价值和意义价值，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交换价值是一种工具价值，意义价值是一种目的价值（终极价值）。主流经济学缺乏对意义价值这种终极价值的描述。倒是福利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不同程度涉及到意义价值。卡尼曼最主要的理论贡献之一，就是把这两种价值区分开来。卡尼曼称之为两种效用，前者是马歇尔意义上的效用（基数效用与序数效用）；后者是边沁意义上的效用（快乐）。一种是工具性的中间价值，一种是用户终极的价值。卡尼曼明确主张回到边沁。我认为卡尼曼说的这种与马歇尔意义上的效用相对独立的效用，就是意义价值。卡尼曼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意义价值的主流化。
意义只能存在于融合这种和谐形态之中
意义价值是融合的最终根据。摆脱就现象谈现象的理论纠缠，我们可以看到，融合在形而上的意义上，是指复归，是大道归一。
第一，意义只能存在于融合之中，因为终极价值是直接的，不是间接的；是统一的，不是分立的。经济人理性的价值基础，只能是工具理性，这注定它只能是二元的。二元论是分工的最终价值基础；人的快乐和幸福，作为目的价值，只能是一元的，一元论是融合的最终价值基础。这种融合，是从手段向目的的复归。
第二，意义只能存在于融合之中，因为终极价值是生命性的，不是机械性的；是有机论的，不是原子论的。分工是以契约为前提，契约是以原子论为前提的。融合是以信任为前提，信任是以有机论为前提的。在这个价值判断上，孙景华先生再一次误读了我。他往下读《体验经济》第二部分就会明白。其实，孙景华先生强调新经济从利己向利他转变，并不确切。这个利他，实际是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无利己利他之别，是一种人际融合。这种融合，是从异化转向复归。
第三，意义只能存在于融合之中，因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合二而一这种融合，是有方向性的，它指向消费者主导，指向个性化主导。是生产者融入消费者，被消费者“同化”的过程。消费者主权同化生产者主权的过程，生产向生活世界回归的过程，就是人的复归。
只有站在价值论的高度上，才能更清彻地看到融合的含义。融合不光是戴尔“取消中间环节”这么简单。反过来说，戴尔的“取消中间环节”倒是人的复归这一更伟大的历史趋势的一种特例。这种趋势还会表现在体验经济中，表现在CRM中，表现在BI中等等。如果全面地阅读，就可以发现，直接经济所有的主张，都指向复归这一个主题。为什么大家不能联系复归这个思想来看融合呢？其实，所有的融合现象，都是复归的表象。
如果把大的方面想清楚了，具体现象就好解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