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人员滥用公款严重十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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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消费
上世纪90年代末,全国有公车35O万辆,含司勤人员在内年均耗用3000多亿元人民币,已大大超过年度国防开支,更比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加起来还多。2004年,中国至少有公车400万辆,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大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以上。而且,年平均递增27%,远远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估计现在每年公车消费金额达7000亿元,是国家投入教育经费的2倍以上。而这其中多数官车存在公用三分之一、官员与司机私用三分之二的现象,官车的工作效率只有的士的五分之一,但运输成本却要比使用的士高出近10倍。
公款吃喝
2002年全国公款吃喝1000多亿元。2004年,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7%。
公款旅游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机关单位借参观学习之名,到红色旅游景区要求免费参观、要求基层用公费接待、要求主要领导同志陪同,甚至进行变相公费旅游,要求基层相关单位用公款安排食宿。
公费出国
出境经费年年控制,但年年超标:1998年指标为50~52亿美元,实际开支达280亿美元;2000年指标为65~70亿美元,实际达320亿美元;2002年则达350亿美元;2003年干部出境达427万多人次,耗资仍在300亿美元以上。各地超规限外汇的来源,主要为挪用税收、土地开发收入、动用留存外汇、动用人民币买入外汇作经费、侵吞行政和其他公共项目经费等。
公款私投
干部入股煤矿的纠正工作虽说已取得一定成效:2005年11月,湖南419名官员从煤矿撤资5250万;同期,四川149名官员从煤矿撤资8298万元;山西查明9百多官员入股煤矿,涉及资金1.55亿元。但最近的官员参股小煤窑现象仍被频繁曝光。他们入股的方式不乏以权力入股、干股分红,以家属、亲友名义间接入股
政策性浪费
据世界银行估计,仅政府投资决策失误一项,在“七五”到“九五”期间,中国的失误率就高达30%,资金浪费大约4000—5000亿元,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5%左右。据资料显示,目前全国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1万亿元以上,各级地方政府投资的建设项目拖欠工程款达700亿元。大大小小的政策性浪费已经成为行政质量不高和延缓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
公费休闲
少数干部利用职权便利,以种种借口用公款搞轮流做东相互吃请;有的借检查、指导工作时机,打牌娱乐;有的要求乡镇、村委会安排钓鱼,还要求车接车送、安排餐饮。群众对此反映强烈,称为休闲腐败。
公款追星
不少地方政府总是热衷于举办各种演唱会,从不为花费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公款只为邀请一个歌星、明星唱一首歌或出场亮一次相而痛心。2005年,地处边远地区的四川省万源市年财政收入4000万元,2002年财政赤字1.6亿,但为了一场纪念演出活动竟一下子掏出2000万元,其中某歌星演唱了4首歌就付给42万元。
豪华办公
书记、市长每人独占6间办公室,内设高级办公用品自不待言,而且卫生间、会议室、会见室,包括极为隐蔽且装修精致的卧室一应俱全,颇为讲究气派。
公费疗养
什么疗养院,什么休闲所,又有几个不是为高级政府人员而开设的?
“职务消费”已经成为腐败的温床!其实这还只是次要的,过度的职务消费必将增加经济发展的成本。与公务员职务消费飙升相对应的是,我国预算内投资所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不断下降。这一数据1980年的20.5%,下降到7.7%。职务消费过度,行政管理费膨胀,就不得不挤占社会积累基金的比例,减少预算投次,使部分私人资源被用于公共用途。这就意味着私人投资会从经济活动中排挤出去,产生行政支出的“挤出效应”。如果,再加上公务员收入中数额庞大的预算外资金和制度外收入,这种“挤出效应”势必影响经济的良性运行。
解决办法:政府消费过程中应引入外部监督和决策机制,发挥人大、政协、社会团体、社会中介组织、学术和新闻舆论的作用,坚决杜绝由一个人或几个人闭门决策,规范政府决策的公开透明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使政府决策行为在阳光下进行。而如何“限制一把手的权力”更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