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尔定律的重新发现直到1900年，孟德尔及其伟大成就才被重新发现。这一年，也是物理学中的“量子理论”诞生的一年。这似乎表明，接受遗传学中颗粒学说的时机已经成熟。事实上，在生物学领域，已有很多人想到了这种学说，以至于同时有三位著名学者发现了孟德尔及其创立的颗粒遗传学说。他们是荷兰的德弗里斯（H·deVriss，1848-1935年）、德国的科伦斯（C·Correns，1864-1935年）和奥地利的丘歇玛克（E·Tschermak，1871-1962年）。
德弗里斯虽然是荷兰人，但他接受教育和训练却是在德国。早年德弗里斯着迷于生理学实验，1892年才正式转入植物杂交实验。他曾用麦瓶草、罂粟和月见草为材料。将麦瓶草的有毛变种与光滑变种杂交，他得到536株子二代植株，其中392株是有毛的，144株是光滑的。在花瓣带黑点与花瓣带白点的罂粟杂交中，子二代两者的株数则分别是158株和43株。这两个实验的数据分别为2.72∶1和3.67∶1，可以说德弗里斯是完全独立地发现了显性现象和分离定律的人。这些工作完成于1896年，到1899年时，他已在30多个不同物种和变种的实验中证实了这些现象。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读到了孟德尔的论文，才发觉自己辛辛苦苦干了七八年的研究，原来别人早已有结论。他有些愤愤不平，认为他的工作无论是实验广度，还是理论深度，都比孟德尔的工作更有意义。他于1900年3月，在几个星期之内提交了三篇论文，其中两篇寄给了巴黎科学院，一篇寄给了德国植物学会，都在4月份发表了。
科伦斯是耐格里的学生和外甥女婿，他是否早就从耐格里那里知道了孟德尔，连史学家们也不敢妄下结论。据科伦斯自己回忆，他是在进行豌豆杂交工作4年后，在一个难以入睡的夜晚“闪电”似地想到3∶1这个比例的。后来他通过福克的著作才知道他的想法与孟德尔的不谋而合。1900年4月21日，他又收到了德弗里斯关于杂交工作的单行本。这时他觉得必须马上把自己的工作公布于众了。于是，立即将论文投寄德国植物学会，并于1900年5月发表。科伦斯要谦虚一些，虽然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创新者，但他从未认为自己对发现遗传学基本定律有优先权。他认为优先权应属于孟德尔。
丘歇玛克也是做的豌豆实验，发现了子叶黄色与子叶绿色、种子圆形与种子皱缩的3∶1现象。同时，他还观察到子一代子叶黄色杂种与亲代子叶绿色植株回交时，能得到1∶1比例。之后，他也是通过福克的著作知道了孟德尔，并为孟德尔工作的广泛和深入感到吃惊。丘歇玛克参考孟德尔的工作完成了他的论文，并于1900年1月17日交给了维也纳农学院杂志的出版者。在发表这篇论文时，他的杂交工作只进行了两代，还不可能证明子二代中呈显性的个体有两种基因型，也不能证明呈隐性的个体是纯种。所以，有人认为，把丘歇玛克算作孟德尔定律（而不是孟德尔论文）的再发现者有点勉强。然而，不管史学家们如何评论，丘歇玛克也一定是自己先有了与孟德尔同样的设想，然后才在孟德尔论文的启发下产生飞跃的。如果没有孟德尔定律，只不过时间上会稍许延迟一点而已。
自从1900年孟德尔定律被重新发现以后，孟德尔的名字很快就传遍了欧美，其传播速度真有点出人意料。1906年，洛克（R·H·Lock）出版了《变异、遗传和进化研究中的新进展》。1909年，贝特森（W·Bateson，1861-1926年）写的教科书《遗传的孟德尔原理》发行。这两本书都反映了作者们对孟德尔遗传学的理解已相当成熟。遗传学有如此迅速的进步，除了说明新理论很有吸引力，致使生物学界进行多项实验以检验其理论的正确性以外，也说明了35年后社会已完全消化了孟德尔的学说。由于这35年时间里细胞学研究的巨大成就，使得细胞学成果与孟德尔学说的结合水到渠成，于是，孟德尔定律就更直观，基础也更扎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