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关于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的抽样调查显示，大学生的性观念开放程度与性知识不成正比，大学生中性关切与性焦虑的程度越来越高。但在大学校园里，大学生公开场合谈性，欲说还羞；而私底下，在寝室卧谈会或网络上却聊得很欢。
性教育如何展开才能让青年人接受，成了专家们心头的最大难题。因为实践证明，说教是无法取得好效果的。
相恋却因性而闹别扭
周末的晚上，晓川向相恋已久的女友玲玲提出了性要求。玲玲考虑了许久，婉言拒绝了男友的要求。但是，两个相爱的恋人却因为这件事情而闹起了别扭。难道因为性的缘故，两人的爱情就停滞不前了吗？年轻多情的玲玲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这是一场情景表演。台上的一对恋人僵持在那里，台下的大学生观众也陷入了沉思。
“玲玲拒绝晓川的要求是对的。如果男友以拒绝就是不信任他的爱情为理由要求发生性关系，那么，尊重玲玲自己的意愿也是爱情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现在还年轻，很多责任还不能保证承担得了，性并不代表爱情的最高境界。”一位束马尾巴的高个女生第一个站出来表示对玲玲的支持。
“我觉得只要有责任心，采取必要的措施，男女恋人之间有一定的性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位男生大胆亮出不同的观点。
在杭州师范学院下沙分院的一间教室里，记者参加了一场名为“同伴教育”讨论会，同学们通过情景表演的方式，展示遇到感情困惑时的处理方法，及怎样拒绝恋人的性要求。
讨论会主持人对记者说：“对于学生来说，性是非常隐私的问题，同伴教育不可能阻止性冲动，但是我们可以告诉同学们：爱和性不仅是一种心理和生理上的体验和感受，它背后还有一个严肃的责任问题。”
培训课上吹安全套
这种先对个体进行培训，通过他们与自己年龄相仿，知识背景和兴趣爱好相近的人分享信息、观念或者行为技能，以实现性教育目标的方式，就是“同伴性教育”。
“同伴教育”(Peer Education)流行于英美等国，“同伴教育”广泛应用于生殖健康、艾滋病教育和吸毒、自杀、酗酒、性别歧视和妇女问题等社会领域。对青少年生殖健康、艾滋病宣传教育上效果很好。
“同伴教育”的方式多种多样。比如给大学生一个安全套，比一比谁能把它吹得最大；用香蕉做道具，形象地展示安全套的使用方法等。
公开谈性不容易
陆建良，杭州师范学院下沙分院政治经济学大三学生，个子不高，文静清秀，戴一副细边的眼镜。刚见面时，记者真有点不相信，就是这么一个看起来有点腼腆的小伙子经常要在同学中讲“什么是性”、“应该怎样面对男／女友提出的性要求”等问题。
陆建良是杭师院青春健康志愿者协会的二期成员，偶尔也担任培训工作。他和他的伙伴一直自发地在进行“同伴教育”，宣讲性知识。
刚开始进行“同伴教育”时，碰到了意料之中的阻力。陆建良说，毕竟，十几个20出头的姑娘、小伙子公开谈“性”，多少有些困难。
他回忆，在最初的一次培训中，一位女生“愤然离席”，她说，受不了听到那么多的性用语。大多数协会的骨干都遇到过同学的不理解，甚至一些风言风语，“他们可能不会当着我们的面说什么，但是我们能从他们‘诡异’的笑容里读出一些不友好的东西”。
同伴教育让人畅所欲言
“我们从前的性教育简直是一片空白，高中时的生理课，老师只让我们自己看书，大学里没有性教育课程，所以对性话题几乎都有一种‘天生’的回避倾向。”
22岁的文静女生岳晓曲感受颇深地说，“自从学校开展同伴教育后，宿舍卧谈会的秘密不再是秘密了，公开健康地谈论性的话题，获得科学的生理知识，而不是自己从网上或是小说里获取模糊的，甚至是错误的性知识。”
“年轻人哪个没有过性冲动？但如果由老师站在那里讲这种课程，我们会很不好意思去听，有疑问也不敢讲。同伴教育好就好在它是同学之间的交流，我们可以畅所欲言。”一男生这样说。
在尊重、平等中唤起共鸣
一般来说，具有相同背景共同经历、由于某些原因使具有共同语言的人在一起，由其中一人或数人(经过培训)向同伴讲述自己的经历和体会，唤起共鸣，往往能达到一定效果。这就是“同伴教育”的优势。
如果做一个简单的划分，中国的性教育和预防艾滋病教育大致经历了禁忌、恐慌和理性三个阶段。
在禁忌阶段，性教育和防艾教育几乎是一片空白，即使有那么可怜的一星半点的知识，人们也都心照不宣地讳莫如深。在恐慌阶段，鉴于性病、艾滋病在局部地区和高危人群中持续高发，有人内心充满了极度的惊惧，有人对患者投以鄙薄、歧视和敌意的目光。
事实证明，禁忌和恐慌不利于社会对性病、艾滋病的预防与控制。从前几年开始，一些地方在公共场所公开发放安全套，现在在北京、上海、浙江、山东、云南等地都在开展同伴教育活动，这标志着中国的性教育和防艾教育进入了理性阶段。
性教育和防艾教育，不应该是成年人单方面给未成年人“灌输”什么东西，而是要通过交流、讨论、游戏等丰富多样的形式，让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所有人，在彼此尊重、平等参与的过程中交换信息，唤起共鸣，改变态度，寻找解决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