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凡事欲则立，不欲则废”的千年古训，中国人(尤其是各级政府)非常热衷于规划。
软件产业也不例外。1990年代，科技部(原国家科委)抱着“局部优化，地方政策突破”的初衷，启动“国家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计划”，由科技部认定、地方政府政策和科技贷款支持，开始组建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
东大、齐鲁、西部、创智(后更名为长沙软件园)等软件园开始以著名的“四大软件园”的身份进入人们的视野。之后，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数百个大大小小的软件园也都滥觞于此。
但规划的主观设想与市场的鲜活万变总是南辕北辙的。
在行业整体利润大幅下滑，企业普遍规模小、实力弱、不登大雅之堂，中国软件业在经历一番燥热的狂欢之后终于显露疲态，各种问题接二连三的今天，我们不仅问：各级政府当初大笔一挥划出的软件园，如今有几个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此时，盘点四大软件园，便具有了格外的意义。
四大软件园中，齐鲁和创智算了最中规中矩的，但它们所在城市(济南和长沙)的软件产业，却都远远落后于北京、深圳、上海等软件业发展的一线城市。更糟糕的是，“东大软件园”这张国内第一家软件园的牌子，则成了东软集团私家院子里煊赫的门匾，至今也没有孵化出一家企业，而西部软件园则沦落为“中国科技第一骗”宋如华疯狂玩弄空手道的第一副道具。
听听一位软件公司资深经理人对软件园的评价吧――软件园的经营有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档次。初级的只做房东，把企业安置到它的地盘上收房租；中级的能配套提供某些个性化服务，如外引内联；高级的能够做投资和规模大的项目，对园区企业进行指导和资源整合。
遗憾的是，我国现有的软件园几乎都还是房东的水平。但想想也不奇怪，各级政府之所以争先恐后设立软件园(仅南京市目前就有各种名目的软件园仅10个)，把它作为一个工具与上级政府进行财政、税收利益博弈恰恰是其目的之一。所以，只要房东当好了，目的也就达到了，软件公司入驻和餐馆、美容院入驻不是一样收租金，谁真会指望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能长出个微软、SAP？
进一步说，政府把各种紧握在自己手中，即使能通过规划让一些近水楼台的企业“非常规起步”，但面对严峻的国际竞争，路径依赖又使这些企业在市场竞争和政府资源间瞻前顾后，往往缺乏“下山”一搏的毅然勇气，该弊端已经显现出来。
这还不是全部。对于散、乱、差，处在国际产业价值链最低端的我国软件业，跨区域、大力度的整合已是当务之急，但四处开花的软件园和随之而生的本土利益，必然会像一道道深沟浅壑，阻碍产业资源的有效率流动、整合。
计划经济年代，钢铁业和汽车业布局不合理，攀枝花钢铁公司和二汽的教训惊人，在走向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的今天，软件业是不是要重蹈前两者的覆辙？
四大软件园沉浮(成长)的轨迹各异，解读它们的故事，是想探讨：在新经济代表的软件业中，政府该演的究竟是怎样的角色，中国的微软能不能在规划中产生？
题记：
四大软件园中，东大软件园是唯一一家不承担孵化功能、并且不接纳没有资金和业务往来的软件企业入驻的园区。这一直接结果就是，东大软件园几乎可以与东软集团划等号。
在体制上，东大软件园早已脱离地方政府的约束，这也许就是东大软件园的迅速崛起的潜在动力。
但从企业建园的角度看，东大软件园仅是一个优秀的企业个体、一只“独雁”，在如何带领“群雁”飞行上并无建树。在迈向软件园这个优秀群体的路上，东大还有很长一段路需要走。
研究国内第一家软件园东大的独特发展模式，就有着格外的意义。
尴尬东大模式
文/李立宏
漫步在沈阳市高新区浑南产业区的东大软件园内，除了东软集团员工忙碌的身影外，就是一片片尚待开发的绿草地。当夕阳西下时，园区内就只剩下一栋栋空楼。“市区到这里其实并不远，但公司的班车仍然坚持每天准点地接送员工上下班。”这是东大给初到沈阳的记者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
2004年8月3日上午，东软集团副总裁赵宏博士告诉记者，东软集团打算申请“东大软件园”更名为“东软软件园”。记者从东软内部员工中了解到的原因是，与同一批的齐鲁、长沙、西部等三大软件园相比，东大软件园经过近10多年的发展，更像是一个企业自己的软件园，东大软件园已经萎缩为东软软件园。
“由于东大软件园的主体是东软集团，所以软件园的一举一动都是围绕着东软集团的发展路线前进的。目前，东软集团已经通过CMM5级认证,使我国成为继美国、印度之后第三个拥有CMM5级认证软件企业的国家。”对位居国内最早的一批国家级“软件园”的发展，赵宏有着自己的理解，“和同一批的齐鲁、长沙、西部等三大软件园相比，经过‘数字圈地’后的东大软件园，从软件与服务，到I T教育与培训，再到数字医疗，东大软件园走的是一条以软件园建设服务企业战略的发展模式。”
国家软件园的抉择
“对东软来说，1995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遇。”回忆起起家的经历，赵宏禁不住露出难得的微笑，“在东软的发展史上，迁址建园是东软第一次迅速膨胀。”
据东软员工介绍，当时的背景是，沈阳浑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有一块闲置的征用地，一直都没有企业进驻，时任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的王成祥找到东软的后勤部长李成锡，希望东软进驻开发区。“买几十亩地，为开发区的建设造一些声势,给其它高科技企业带个好头。”机遇就这样悄悄来临到东软的头上。
第二天下午下班后，时任东软总裁的刘积仁和李成锡等四人带着地图一同驱车到开发区考察，极目望去，除了豆秧就是叶茎上挂满刺球的荒草，远近荒芜人烟看。这是，大家都沉默不出声。因为大家都知道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刘积仁心中一直都有一个建造“一座能凝聚中国年轻IT人的软件园”的梦。5分钟后，刘积仁指了指手中的地图坚定的说，“要买就在这儿买，这里离高速公路出口近，进市内方便，离机场也近。”就着样，东软一圈就是800亩。
刘积仁看到国内高校企业开发出来的科研成果大多束之高阁，转化率如此之低，而在国外，同样的科研成果大都衍生出一个又一个产业机会，于是，刘积仁心中就产生了一个想法，通过去做专门转化科研成果的科技企业才能更好的实现自己的理想。
1996年11月18日，东软人冒着大雪驻进了各项设施并不健全的东大软件园，东大软件园开始投入使用。
在东北大学和当地省市政府部门的共同主导下，东大软件园被当时的科技部(原国家科委)授予为“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称号，这也是国内第一个大学软件园。
此时的刘积仁面临两种发展抉择：一是兼济天下，按照政府有关领导的设想，以东软集团的实力为基础，带动一批软件企业，在东北形成一个百花齐放的软件产业集群；二是独善其身，专注于东软集团的做大做强。在考虑过沈阳的软件产业环境和自身办企业的初衷后，刘毅然选择了后者。从此，软件园的发展越发偏离了既定规划中的路线，东大软件园一举一动的发展都围绕着东大系企业的战略提供服务。
东大系崛起
有了科技部、地方省市的政策扶持和东北大学校方的大力支持后，东大软件园建设工程开始迅速启动。但当时的东软员工的脑海中充满着一个疑惑，投资5亿元的软件园项目让当时主营收入只有6800万元，年利润只有1100万元的东软如何去运作一个投资达5亿元的软件产业基地呢？”
济南的一位曾参与科技部主导的四大软件园申报项目的知情人这样分析当时的情形，“作为最早一批发展软件产业的科技公司，东软在业务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而国内‘第一个软件园’的头衔无疑让东软在资本市场上增色不少。”
事实上，一直在资本市场上长袖善舞的东软也果真于1996年6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顺利上市，并成为国内第一家上市的专业软件企业。拥有科技部授予的国内第一个“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国内第一个大学软件园”以及“第一个软件上市公司”称号的东软股价走势一路飙升，受到投资者的大肆追捧。显然，科技部授予的第一个软件园的头衔在东软上市过程中功不可没，东软股份也被人们誉为“中国科技龙头股”。
“东软通过上市公司在电信、电力、社保、教育、企业等行业的优秀经营业绩，先后从资本市场融资6亿元，从而为东大软件园的迅速发展提供充足的‘血液’。”刘积仁对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事实上，东软这几年在行业解决方案市场开拓方面也的确取得了一些显著成效。记者从东软市场部提供的一份权威调查数据获悉，在社保方面东软占有50%的市场份额，在电信领域占有30%的份额，在烟草领域占有30%的份额，在电力领域占有10%的份额，而在网络安全产品领域，东软占有12%的市场份额。
此后一发不可收拾，东软迎来了“黄金发展期”。1997年以后的那几年，正好是国家在很多领域大规模启动信息技术的时候，东软可谓是踩准了环境和时间的拐点，恰好赶上了中国联通的重建工程，赶上了政府开始全面推动社会保险，赶上了包括税务、财政、企业、烟草等行业的信息化浪潮，由此，东软通过系统地组织资源，获得了一个又一个大客户。
随后的2000年前后，东软开始了“数字圈地运动”，大规模投资建立了大连东大软件园。到2004年7月底时，东大系已经聚集了数十家企业、6000号人马，并拥有南海、成都等2个软件人才培训基地。伴随着东软在大连、南海、成都一系列的布局和拓展，东软的数字圈地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
“数字圈地”是一项长期的发展战略。”面对记者对于“数字圈地”有无泡沫化倾向和如何控制扩张风险的提问，刘积仁的回答坦白而不失幽默，“东软的圈地是圈客户、圈市场份额，而不是圈土地。圈进来的地里不能有地雷，也不能圈进来才发现原来是沙漠。”
去过东大软件园的人都知道，在园区内有一个巨大的人工湖。按照最初的想法，东软本打算将人工湖的形状设计成辽宁省地图，但当时的省长闻世震在看到施工沙盘时说，“希望东软未来能够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于是人工湖就被设计成中国地图的形状。后来的事实证明，东软的确这样做了，东软的野心是要做“中国的东软、世界的东软”。
“在对东软股份进行调整后，东大软件园梳理出东软集团的三大核心业务：解决方案、数字医疗、IT教育和培训。建立起立足于沈阳、大连、南海、成都四大子园区的全国架构。” 赵宏这样分析东大软件园目前的现状，用刘积仁的话来说，就是“打造一个软件产业价值链和生态系统”。
由此，东大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发展模式，东软已经从当初的东北大学的一个校办企业发展成为一家以为国家基础设施和企业信息化提供全面解决方案为核心业务，集基础研究、软件开发、风险企业投资、IT教育、顾问咨询和服务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集团，年产值达20亿元，并一度成为国内大学软件园效仿的典范，北京工业大学等大学软件园在建园之前，曾专门考察学习了东大的发展模式。
独雁的缺憾
战略选择决定着东大的发展路径，而所有的选择都必然有得有失。
事实上，东大的发展模式与当初科技部规划的东大软件园目的有着太多的偏差。而一贯坚持软件园服务东软集团、不接纳没有资金和业务往来的软件企业入驻的园区定位更让东大软件园显得名不副实，与其说其是东大软件园，还不如说是东软软件园，而在东软内部，人们也一直习惯于用“东软软件园”来代替“东大软件园”的称号。
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当年科技部颁发的第一块“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的牌子如今却静悄悄的躺在东软集团的会议室里。拥有国内第一个“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牌子的软件园名额的东大软件园，却一直没有承担国家级软件园应该承担的孵化中小企业的功能。
从科技部当初设立软件园的初衷角度看，同齐鲁软件园、长沙软件园和西部软件园相比，东大软件园地区只能等同于东软集团，他已经“降格”为一个大企业自身的软件园区。这似乎从某种程度上讲，国内第一个软件园的发展案例就成为了有关部门的一个难以掩饰的败笔。
于是，在2000年7月12日国家计委和信息产业部联合评审的“国家十大软件产业基地”项目名单里，惟独“四大软件园”之首的东大被“排斥”在外。至此，国内第一个软件园也开始为它自己当初的选择付出了第一笔代价。
此后不久，时任信息产业部部长的吴基传亦公开明示，“软件园如果只挂牌而不培育软件企业、促进软件行业发展，那么就要摘牌。”“东大软件园”这一次虽然幸运的“躲”过了信息产业部监管软件园牌子的尴尬，但被摘牌的危险仍如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落下。
出于对沈阳地方产业发展的考虑，当地政府不甘心就这样将原本已得到的国家级软件产业基地拱手送人。于是在2002年前后，当地省市的不同部门基于同样的目的，先后在沈阳市区通往高新区东大软件园的高速路旁成立了沈阳软件园和凯夫软件园，而目前该地区正企图将沈阳市政府一手主导的沈阳软件园打造成国家级软件园。
当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下海官员透露，此举实际上是当地政府为了“弥补”当年拥有国内第一个“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牌子的软件园名额的东大软件园，却一直没有承担国家级软件园应该承担的孵化中小企业的功能。
由于运作时间不长，地方部门的规划造尚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据记者调查，截至2004年8月，这两家软件园入驻的软件企业总和加起来还不到50家。这倒从另一方面反证了刘积仁当年的识势之明。
对此，刘积仁有着自己的理解，“不同的操作者和不同的操作方式得到的结果是不同的。”软件园应不应该发展、软件园应不应该做成企业的争议没多大实际意义，问题往往取决于“怎么样发展”和“做成什么样的企业”，即“取决于执行和管理细节”。
从企业建园的角度看，东大的迅速崛起是有目共睹的，也无疑是最成功的，在国内软件产业名头甚大的用友、金蝶、速达三个企业的营收总和也不及东大的一半。但东大的成功只能说明它是一个优秀的企业个体、一只“独雁”，在如何带领“群雁”飞行上却仍无建树，在迈向软件园这个优秀群体的路上，东大还有很长一段路需要走。
题记：
四大软件园中，齐鲁软件园曾是唯一一家由政府主导并全权管理经营的软件园，但几年内收获的却几乎只有园区内疯长的荒草。一直停滞不前的齐鲁软件园开始创造性地尝试企业化运作，期望突破政府主导下的尴尬僵局。
政府的角色从主导变为扶持，软件园的角色从管理转为服务，管理体制上陆续突破约束，二度出发的齐鲁软件园开始焕发勃勃生机。但希望更进一步的齐鲁软件园，却不得不为如何挤身“国家级软件出口加工基地”而殚精竭虑。
齐鲁艰难前行的阻力在于：政府舍不得放手软件园，软件园不敢脱离政府。这种“游走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经营模式的背后，反映的是我国软件企业在政府资源与市场竞争之间瞻前顾后，缺乏“下山”一搏的勇气的现状。
齐鲁艰涩破茧
文/李立宏
从济南市中心的山东省委出发，越过刚刚开通的济南燕山立交，沿着140米宽的10车道出济南东行，15分钟到达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入口。一座直径达400米的圆形建筑群映入眼帘，随行的司机告诉记者，“这就是齐鲁软件园孵化中心。”
走进孵化中心二楼软件园发展中心的大开间办公室，发展中心主任徐群早已准时相候。
谈及齐鲁软件园的发展历程，徐群感慨万千，“在全国软件园同行中，齐鲁软件园是科技部最早确立的4家软件园之一，但业绩平平。自1995年筹划建设软件园以来，起步较早的齐鲁软件园却走了一段弯路。当我们觉悟时，国内同行却早已走在了软件园的前列。”
放下手中的茶杯，他又总结式的说道，“从‘请求’企业入园到企业争相‘申请’入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跨越式发展。”
让徐群欣慰的是，当众多的国内软件园区还在为入园企业的数量和投资不足忧虑时，齐鲁软件园已经围绕其自身的优势产品组织产业链搭建软件开发平台、测试平台和过程控制平台,大张旗鼓的整合软件园的资源强势。当初三次上门邀请而企业仍不愿入园也已变为软件企业争相申请入园的热闹景象。
平地高楼
时光追溯到1994年前后，正当中国的软件产业从起步走向发展时，大批外国软件厂商和软件产品如潮水般地涌入国门，极其脆弱的国产软件产业遭受了巨大的冲击。
1995年5月，原国家科委召开了“推动我国软件产业的形成于发展研讨会”。当时的科技部认为，软件产业要集中发展，建设软件园是个值得探索的思路，因为中国是一个市场化不充分，基础设施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发展软件产业必须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符合软件企业成长的环境，而这个客观的、又是必要的环境就是软件园。
为此，科技部提出“局部优化，地方政策突破”的思路，由科技部认定、地方政府政策和科技贷款支持，开始组建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列入“国家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计划”，作为重点发展和扶植项目，并确立政策上的倾斜。
在这种背景下，时任济南市副市长的陈国栋提出要在济南高新区建设一个齐鲁软件园，这给济南高新区打响了发令枪。
但困难是巨大的，熟悉情形的人告诉记者，走进当时二环路以东的济南高新区东区，站在楼层能够看到的只是“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荒凉景象，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是，路边上有一座新建成不久的火炬大厦。在今天看来，与市区教近的创业中心相比，齐鲁软件园的选址颇有争议，但定下来的事情已不可能改变。
在这种背景下，1995年11月齐鲁软件园正式成立，各项政策性的筹备工作陆续展开。经过多方努力，在当时为数不多的竞争对手中，齐鲁软件园幸运的在1997年5月被国家科委认定为全国第二个“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并与“东大软件园”、“西部软件园”及“创智软件园”共同名列“全国四大软件园”。
一片空白的济南高新区东区获得了“四大软件园”之一的金字招牌，雄厚的部委资源让其有了一个相当高的起点。
三年蹉跎
早期的齐鲁软件园虽然已经挂牌，但位居济南市东郊的高新区却仍然是一片荒无人烟。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政府主导的软件园工程也似乎成了济南高新区的一个“鸡肋工程”，在接下来的3年时间里，齐鲁软件园除了高新区“赠送”的一栋白色办公大楼(现齐鲁软件办公大楼)外，似乎并没任何起色。
由于当时没有专职的管理人员来运作齐鲁软件园的发展建设，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齐鲁软件园只有牌子，没有专门的运作部门，所有的事情都是由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来兼职解决，办事效率极端低下。
与其他三家企业建园的蒸蒸日上的业绩相比，此时的齐鲁软件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甚至是在走下坡路。“1997年到2000年的时间里，齐鲁软件园可谓是在其位不谋其政。”济南当地一位下海的官员这样说道，“济南发展软件产业的大好机会就这样白白错过了。”
软件园的停滞不前自然难以“招鸾引凤”，据一位入园企业的总经理透露，“当时的需要入园企业都只是行政性质的捆绑在一起，并非真正的入园，更不要说是搬迁到仍然人烟稀少的软件园区内了。”这样以来，入园企业就只是在“管理”上的入园，并享受入园企业的一切优惠政策。
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就是入园企业可全免两年高新技术所得税，国家增值税返还地方财政收入部分(占总税金的35%)，园内企业也可享受三年“先交后返”的优惠条件下，仍然鲜有企业不愿意“入园”，济南的软件企业更青睐于离市区较近的创业中心。一个戏剧性的结果是，在市区东北角区域的中创、浪潮、鲁能集成等周围形成了一个个小园区，围绕着其上下游产业链的诸多软件企业自发的聚集在其周围。这不得不让人深思，齐鲁软件园当初的选址是不是太过主观？
与此同时，同在一省的青岛软件园也开始磨刀霍霍，迅速成为张扬的地方标杆，带动了一方科技产业的发展。迅速崛起。周围自发的、不自发的“包抄”行为让当时筹划成立齐鲁软件园的部分领导面子上很是挂不住。
在1999年10月的一次全国性的大型展览会上，山东馆的门口，一个硕大的地瓜当家，而上海馆门口却是机器人迎客。“人家一提包能换我们一火车皮”的尴尬让参加会议的山东省的一位领导脸上挂不住了，“无论如何，山东都要快速发展自己的科技产业。”
改制启程
成立“齐鲁软件园发展中心”是齐鲁软件园发展历程中最大的一个转折点，而这个国有独资的企业化运作结构也开始成为软件园的专职操盘手，事实也证明了发展中心是齐鲁软件园真正崛起的一个决定性影响因子。
在省领导的推动下，齐鲁软件园在沉寂中再次启程。这次，如何改变原来低效率的管理模式，成了当务之急。
高新区管委会意识到，政府直接管理软件园无疑存在许多弊端，而完全由企业来运营亦难以避免短期行为。于是，一个将政府职能和企业运作结合起来的方案在管委会成员的脑海中逐渐清晰起来，高新区管委会开始物色专职运作软件园的高级管理人才来组建软件园自己的发展机构。
2000年秋，从科研部门到IT行业做了6年职业经理人的徐群打算到国外去发展，这个消息被求贤若渴的高新区管委会得知后，王世敦主任亲自找到徐群，希望他能够放弃出国，来高新区参加齐鲁软件园的开发建设。
早在1995年济南市政府提出建设软件园时，徐群就是参与者之一，但一想起软件园这些年经历，徐群就有一肚子的伤感，尤其是同在一省的青岛，虽然起步较晚，但软件园发展迅速，并已远远的将济南甩在了后边。 “一个好端端的项目，眼看着落在后面，别的软件园大都进入了发展期，我们却还处在一个建设过程的筹备阶段。”
经过2个月左右的磨合，徐群最终决定留下来，组建国有独资企业——齐鲁软件园发展中心，并承担运作软件园的具体工作。为了全力支持新成立的发展中心开展工作，高新区放弃了搬入刚落成不久的办公大厦的计划，将那栋金字塔气势的大厦给了齐鲁软件园。
多年逻辑概念中的齐鲁软件园终于有了自己的形象园区，等待自己的不仅是那份恢弘的建设蓝图的实施，还面临着软件园大厦的一期招商。而当徐群登上大厦最高处四处了望时，心里不禁阵阵发凉，软件园凭什么让人家那些软件企业入驻？
于是，徐群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加速园区的硬件配套设施建设。紧接着，软件园的定位开始转变：由政府主导转变为政府扶持、企业运作。相应的，软件园的组织机构就有了一个独特的“三层管理体制”：决策层——齐鲁软件园指导委员会，由省市和业务厅局领导组成；管理层——齐鲁软件园管理办公室，由高新区领导组成；执行层——齐鲁软件园发展中心，有22名专职人员，是“园区法人”的直接责任者，以企业经济实体的形式存在。
从政府主导下到成立专门的机构进行企业化运作，这无疑是软件园运作模式的一个创新。从体制模式上，齐鲁软件园开了国内软件园的一个先例，政府的角色开始在向服务转变，事实证明政企结合又分开的“三层管理体制”确实大大提速了软件园的发展。齐鲁软件园改制最直接的收获就是在2001年7月被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信息产业部认定为 “十大国家级软件产业基地”之一。
为企业创造价值
36岁的山东旗帜软件有限公司总经理韩烽给记者讲述了这样一段经历。刚刚创办软件公司不久的韩烽和徐群是老朋友，徐群做事执着实干，一直让他很敬佩。而徐群来到软件园上任后发展入驻企业时也首先想到了韩烽。
但韩烽并没被软件园的优惠条件所打动。当时软件园条件太差，交通等配套设置均停留在规划的图纸上，而自己如果把地处市中心的公司搬到软件园内发展，这代价实在是太大，“去一栋荒坡野地中孤零零的大厦里折腾，岂不是脑子里进了水。”这是韩烽当时内心真实的想法。
但徐群为了打动韩烽和他所在的软件公司，先后三次登门拜访，韩烽面子上过不去，就以员工担心交通不便等理由搪塞，不料随后的第三天，徐群亲自开来了大客车来接旗帜软件公司的所有员工去高新区参观，给他们介绍正在规划建设中的齐鲁软件园。
诚心终于打动了韩烽和旗帜软件30余名员工的心。很快，旗帜软件搬到了齐鲁软件大厦中办公，成为了齐鲁软件园的首批入园企业。
但厚着脸皮拉企业入驻毕竟不是办法，齐鲁软件园开始琢磨如何为软件企业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服务，以克服位置远离市区的弊端。
“当众多园区还在为入园企业的数量和投资不足忧虑时，齐鲁软件园已经着手搭建软件开发平台、测试平台和过程控制平台，围绕优势产品――嵌入式软件组织产业链。”谈起齐鲁软件园提供的免费共享技术平台，和软件园一起成长的旗帜软件公司的总经理韩烽不无感激的说，“单个企业构建类似的测试平台，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为了使入园企业互相了解情况、交流信息，发展中心牵头成立齐鲁软件园企业家协会。整合软件园的产业集群优势，集中人才、资金、技术、市场等项目的资源，通过组织对接、洽谈、论坛、讲座、宣传等活动，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入园企业……
很快，济南大陆机电有限公司等数十家软件企业把家搬了过来，至2001年底，入驻企业已达40余家，同时，餐饮、超市、银行等配套设施也陆续出现在园区内。
2002年，为了加速园区发展，发展中心在对美国硅谷、日本筑波、台湾省新竹和印度班加罗尔的多次考察后再次求变，将“企业管理部”改为“企业服务部”，加大对入园企业的服务投入，标准化服务成为各个部门的行动指南。服务牌开始打动了不少软件企业，截至2004年6月，在齐鲁软件园孵化中心接受孵化的软件企业达180余家。
为了支持部分大中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软件园采取了设置“园外园”的管理方式，允许浪潮集团先在园区内建立了北方服务器园区、逐渐搬迁，并给中创、鲁能集成等公司预留了规划土地，以突破地域限制的模式来管理入园企业。
破茧的方向
政府直接管理软件园在体制上存在着许多弊端和不足，而完全由企业来运营亦难以避免短期行为，损害园区和产业的长远发展。于是，如何将政府职能和企业运作完美结合起来是当前国内许多政府主导的软件园未来一段时间需要求解的命题。
企业化运作，让齐鲁软件园尝到了甜头。但是，正如济南国联贝思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许连颂所言：“齐鲁软件园缺乏特色。目前国内软件园泛滥成灾，但真正做的有特色的并不多，齐鲁软件园正在往这条路上走。”
已经突破了一次体制障碍的齐鲁软件园，下一个破茧的方向在哪里？
这次，齐鲁软件园掉头瞄准了政府资源。
前不久，信息产业部出台计划，将在全国范围内设立2-3批国家级软件出口基地，这也成了齐鲁软件园努力争取的一个目标。
“国家软件出口加工基地”是国家为加大软件园建设扶持力度而出炉的“第三种牌照”，前两块牌照分别是“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和“十大国家级软件产业基地”，齐鲁软件园都争取到了，这一次也不想例外。
每一家软件园都知道，国家对软件出口基地每年有好几千万元的资金支持，一旦入选，对软件出口非常有利，甚至呈几何级数增长。因而，申报的软件园也非常多。
不过，尽管齐鲁软件园准备较早，但还是因为第一批指标太少，加上“各地对软件出口基地的争夺十分激烈”而最终与第一批“中国软件出口加工基地”擦肩而过。但徐群明确表示，这并不意味着齐鲁软件园就轻易放弃这个指标。
这次，齐鲁软件园没有再次上演平地起高楼的神话。
“现在园内软件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散、小、弱，二三十人的公司很多，上百人的软件出口企业数量很少，且出口量不大，利润越来越薄。” 在浪潮软件海外事业部总经理李朝阳看来，“解决办法就是把这些软件出口企业联合起来，形成产业链，由散兵变成集团军，产生旗舰企业，形成梯队。”
目前，齐鲁软件园正在协调各家企业，准备组建软件出口联盟，把软件出口纳入整体计划中，在统一的协调和管理下，可以一部分企业负责接单，另一部分企业负责工程的具体实施。其中以鲁能集成为首的电子联盟已经在国际竞争市场上初见成效。这样“即便是目前没有争取到这个名额，但齐鲁软件园仍然要高举软件外包的软件加工出口的特色牌。”
目前，一个“以齐鲁软件园为龙头，带动青岛、烟台、威海三市，设立省级软件园区，力争成为国内主要的软件出口基地”的策划方案也已经摆到了山东省政府有关部门的办公桌上。
为了“国家级软件出口基地”的牌照，齐鲁软件园仍在不停努力着。这映射的也许正是中国软件园发展的悖论和软件业的现实――政府部门主导的管理模式发展不好软件园，但它手中太多的资源又让你无法不眼红，这也许就是齐鲁软件园“游走于政府和市场间”的经营模式的根本注解。
湖南软件业几乎是自生的，当年几乎全国各地的电信部门都见识了这支以创智为代表的湘军的生猛。
软件园成立了，政府开始捧场了，但这只队伍似乎一下子失去了自己熟悉的节奏，吹泡沫者有之，出逃者有之，地域劣势等问题愈发突出。在面临困境的湘军必须进一步自强的过程中，政府究竟该起什么样的作用，已是长沙软件园不可回避的问题。
软件湘军：自强还是自灭
文/黄永建
自生的软件湘军
见到长沙软件园管委会主任汤湛时，他正领一帮人窝在一个宾馆里面没日没夜地赶申报资料，略带疲惫却掩饰不住兴奋：“我们这次准备以操作系统项目申报国家软件工程中心，这可是中国软件业难得拥有的核心技术，如果实现市场化对我国的信息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实际上，支撑湖南软件业发展至今的最主要因素正是因为具备像操作系统这样的技术和人才优势。“不然，地处内陆，城市规模小，经济落后，本地企业的软件需求不足，长沙根本没有成为高科技软件企业聚集地的理由。”汤湛说。
惟楚有才，于斯为胜。千年岳麓书院为长沙打下的基础如今底气尚存。长沙高校拥有院士40人，市区万人在校大学生数全国第一。特别是软件方面，长沙有中国高校计算机领域排名前茅的中国国防科技大学，以及湖南大学、中南大学等高校所属的两个软件学院和20多个相关专业院系。曾经有人说，中国10个软件人中就有3个出自湖南，虽有夸张之嫌但湖南的软件人才之盛可见一斑。
汤湛认为，正是如此的人才厚度成就了长沙软件业，也催生了作为国家火炬计划首批四大软件基地之一的长沙软件园。在长沙软件业的发展过程中，“多少有些无心插柳，但又水到渠成，其中丁亮及其创智集团功不可没。”
“我的最初成功可能就是因为看得比别人要远一些。”丁亮轻描淡写的一句，却是很多人一辈子走不出的瓶颈。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全国上下掀起了一片下海创业的热潮。湖南大学年轻教师丁亮同两位朋友举债3万元创办了湖南新兴电脑有限公司，开始经营电脑销售业务。
“那时每台电脑的利润高达数千元，但我明白，电脑硬件的价格肯定会越来越透明，而随着电脑的普及，应用软件的需求才是真正值得追逐的市场。”丁亮没有被眼前的利润所迷惑，凭着自己的专业优势，开始注意软件和服务领域。
有一次，他们在长沙邮电部门的一位客户遇到了难题，丁亮亲自带着工程人员很快为客户排除了故障。客户惊叹于丁亮的专业素质，向他提起了关于电信“号线集中管理系统”软件开发可能性。丁亮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以充分的准备争取到了合作开发权。由于这是原国家邮电部的重点攻关项目，通过鉴定后马上被推广到全国17个城市。
丁亮的软件“处女作”获得巨大成功，更加坚定了他进军软件的信心。在全面进入软件企业的二次创业时，丁亮再次显示了非凡的前瞻性思想：将软件作为产业发展。
1994年5月，别出心裁的“创智软件园”有限公司在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注册成立，这个以群体形式出现大胆尝试对整个软件业的产业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创智由此逐步发展成拥有近百个营销机构，上千名员工，业务领域涉及通信、金融、证券、保险、制造业等行业与部门的国内知名软件企业。创智的成功，影响和带动了了长沙一批软件企业的发展，奠定了湖南软件业特别是长沙软件园发展的基础。
“大概是96年的时候，国家科技部准备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国家级软件产业基地，当时湖南IT行业的几个强势实体――国防科大、湘计信息和我们创智都有意争这个指标，但只有我们成功了。为什么？因为只有我们很早就明确地提出了软件产业化的目标，而且已经具备了软件园的操作雏形。”丁亮在解释创智晋升“国家级”一事上充满骄傲。
1997年5月，创智软件园正式被国家科技部宣布为“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之一。丁亮也在短短5年的时间内完成了其店铺、企业、产业的三级跳，以他为代表的软件“湘军”初露锋芒。
政府吹生泡沫
“这边是已投入使用的2.4万平方米的软件孵化大楼，那边是湘邮科技，旁边是建设之中的中科软件，再过去是为创智预留的地块……”长沙软件园在汤湛的介绍下显得生机蓬勃，而改善园区环境只是政府对湖南软件产业所做的众多努力之一。
“创智等软件企业的突飞猛进在长沙高新区形成了一股优势产业力量，为高科技产业薄弱的湖南带来了惊喜和期待。这个时候的中国软件业已经完成了初期的萌芽期，很多地方政府都力图整合当地软件产业以提高整体竞争力。显然，创智软件园作为单一的软件企业已经不足以承担整合和带动整个湖南软件业发展的责任。”汤湛这样解释政府插足湖南软件产业的初衷。
湖南省政府对软件方面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1998年，湖南省进行软件产业结构调整，正式以“全省一号工程”的定位启动长沙市高新区的长沙软件园项目。由于新兴的长沙软件园没有“国”字头“名分”，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杨正午、省长储波亲自参与和创智软件园方面的协商，创智同意放弃创智软件园国家软件产业基地的称号。据说，创智软件园“舍小我”的精神被政府相关领导多次在公开场合进行表扬。
2000年7月，科技部发文同意将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创智软件园更名为长沙软件园；次年，长沙软件园在国家计委的进一步调整中如愿进入11大国家级软件园之列。
为了进一步实现软件企业的群聚效应和增强孵化功能，长沙高新区开辟出“麓谷”新区，将软件园规模由原来的35公顷扩展到265公顷。新的园区采用高起点规划，实行封闭式无费管理和一站式服务，配套制定了一系列税收、人才和投融资政策优惠。“这是湖南最具国际水准的科技园区。”说到这里汤湛一脸自豪。
为了解决入园企业资金问题，政府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加大了政策扶持和投资引导，让具备实力的软件企业到资本市场放手一博。1997年以来，自湘计信息率先上市之外，创智科技、湘邮科技、国讯国际、新宇科技等4家公司也纷纷实现买壳上市；其它企业在继续谋求上市可能的同时，来自传统产业的富余资本也成为新兴软件企业的新一轮抢夺目标；同时，银企合作的新局面也逐渐打开，政府支持下的银行授信缓解了很多软件项目的燃眉之急。
“政府对软件业的支持是好事，但必须配套以相应的市场引导。”湖南大学软件学院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为政府目前的盲目支持表示担忧，“实际上目前能够顺利融资的多属实力企业，大量新兴小企业难以得到资金支持，几个人、几十个人的小规模公司数量众多，软件企业的中间‘断代’现象比较严重。”而且，“很多软件企业在获得资金后盲目立项、重复投资，使优良业绩之下的有效增值大打折扣。”
该教授说，因为湖南制造业基础薄弱，也没有地方保护的资本和意识，因此不干涉市场也成了政府的传统。但他认为，“不干涉不等于不引导，政府既然帮助解决了资金、出了政策，就有权力通过一些手段引导和影响软件企业向正确的市场方向发展，而不是都为了短期利益一哄而上，这样不利于软件‘湘军’的长期发展。”
他表示，政府在资金和政策上一味支持软件企业，难免会打乱软件企业发展的正常程序，而如果不加以引导，则难脱拔苗助长的嫌疑。看来，成长的泡沫将随时准备拷问正在规模化发展热潮中的软件“湘军”。
地域瓶颈欲罢不能
“长沙的对外宣传的时候，普遍是把地处中国各大城市群中心的地利位置当作优势来介绍的，但对于软件业来说，这个位置更多的是尴尬。在这个被西部开发、东部发展、东北振兴都排斥在外的“三不沾”洼地，国家的政策和投入支持不足，自身经济基础薄弱，缺乏对外交流渠道，长沙软件园发展中遭遇瓶颈的症结也多源于此。”长沙软件园一入园企业老总在谈到软件园面临的问题时一针见血，但他同时也承认，“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企业要走出去也不是那么容易。”
作为长沙软件园开山鼻祖的创智集团曾经尝试过揭开湖南地域瓶颈这块伤疤。由于上市公司“创智科技”在深圳，丁亮曾一度想把公司整体搬过去。但在上市公司小试牛刀后他打消了这个念头，“深圳是有市场和人才的优势，但诱惑太多，人才流动太频繁，根本就不给你稳定下来搞大项目的机会。而且人力成本高达长沙的两倍，长沙技术人才主力的‘移民’也是个大问题。”最终创智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案，将作为公司核心的开发和出口基地留在了长沙，集团总部搬到了北京，上市公司留在深圳。
创智并不彻底的“出逃”仍然令长沙软件园“很受伤”，为此当地政府加强了对软件企业的攻关工作。2003年7月，作为中国软件业“国家队”的中科软件将总部迁入长沙软件园，让长沙软件园找回了一些自信。
“地域条件造成的最明显劣势就是国际化程度低。”汤湛透露，到目前位置长沙软件园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软件企业进驻，出口能力也相当有限，要实现“十五”计划2.4美元的出口任务“除非出现奇迹”。他同时表示，由于湖南经济相对落后，加上其它经济发达城市的诱惑，长沙软件人才流失相当严重，“而损失最重的就是中高层次的软件和项目管理人才。”
长沙软件园目前正通过与国际著名企业及软件培训机构的合作来缓解国际化及人才问题，但这种并没有真正“走出去”的解决方案有相当的局限性。解决地域瓶颈的更重要表现是，为了突破市场、资金和技术局限，长沙软件园的企业纷纷效仿创智集团外出成立分支机构，弱化自己“湘军”的地域概念，争取更好的发展机会。这种以伸出“触角”开拓市场的方式对地域瓶颈有多大改善，还有待时间验证。
市场突围决定自强还是自灭
在近两年来中国软件业整体低迷的遮羞布下，尚能稳定整体业绩的长沙软件园存在的市场问题似乎被掩盖了起来，但长沙软件企业面临的实际市场隐患远非“软件业的整体低迷”能够概括。
长沙软件企业最初遇到的市场问题是本地需求不足，但创智和长沙电讯的最初合作模式让后来的企业找到了灵感。与邮政、教育、电信、电力、金融、银税等国有大型半垄断行业合作是一条获取丰盛订单的捷径，大量长沙软件企业涌上了这条康庄大道。在2000年前后的4-5年时间里，随着这些行业巨大的电子化、信息化需求剧增，长沙软件企业以先入为主的整体优势享受了一顿豪门盛宴。
2003年，长沙软件园企业总收入为70亿元，其中软件及服务收入近32亿元，利税与2002年基本持平。汤湛认为，这个表现在整体实力上仅落后于北京与广州位居中国软件业第二集团，持平的利润相对软件业的整体低迷来说更是难得的坚挺。但他也不得不承认，“长沙软件园的利润止滑是以30%的营业额增量为代价的。”
“长电模式”的深深烙印给长沙软件企业发出了危险的信号。因为随着中国企业信息化的迅速发展，以上那些行业的市场需求已逐渐饱和，而电信业的需求甚至萎缩。另一方面，许多应用部门自己也加入到软件市场的争夺中，利用行业“优势”、“开发”本部门市场。“就说长沙电信市场吧，湖南电信和长沙电信分别创建了自己的创发软件公司和天辰软件公司，其它企业怎么和它们竞争？”汤湛无不担忧。
因此，在近两年国内软件企业集体低迷的背景下，长沙的软件企业也倍受打击，其中5个上市公司的业绩有4家纷纷下滑，电信业务比重较大的国讯国际和创智集团尤其显著，唯一没有利润滑落的是具有邮政背景的湘邮科技。
软件“湘军”必须进行市场突围。创智集团、新宇科技等明星企业早已行动起来并取得了一些突破，比较之下，园内中小企业在新兴市场拓展方面却稍显力不从心。看来被寄予希望的企业们不但要找出新的市场方向，更重要的是要带动整个湖南软件业打造出这些新市场方向的新市场优势。
目前，摆在长沙软件园面前的问题有：如何扭转地域劣势，支持企业与发达地区进行更多人才、资金交流；如何加强对软件企业的市场引导，完成湘派软件有竞争力的是市场布局；如何实现软件园自身市场化工作的改革，挖掘软件园除“房东”之外的深层意义……
自生的软件“湘军”能否进一步走向自强，关键在此一举。
西部软件园不仅没有孵化出一家软件企业，甚至也没有生产出一款为人所知的软件产品。自始至终它都是宋如华大玩空手道的道具，而且是他的第一副道具。从1999年起，宋如华在各地大搞软件园以圈地、圈钱，其中的经验都是来源于此。
西部软件园，疯狂的道具
文 /黄永建
8月初的一个下午，残阳如血，记者徜徉在位于成都郫县的西部软件园中，成片的红顶别墅群内几乎鲜见人迹，园内“三湖一轴”杂草丛生――作为宋如华疯狂空手道的第一付道具，在泡沫吹破后，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颓废和凄凉的败相。
“空手道”玩出软件园
宋如华28岁就被破格提成副教授，少年得志促使他欲望无限膨胀。1992年，他带领两个年轻同事拿着5000元创办了托普(TOP)公司，原本是每天骑着三轮卖电脑，做点实在的买卖。
托普的“第一桶金”来自于宋如华斗胆接下了一笔根本不懂的显示屏业务，真正的发展则是攻克了同样不懂的四川省“金税工程”。至此，才与软件沾上边的宋如华顿悟软件之妙：卖硬件这类有形产品价格透明，而做软件价格却是由自己定。
正是这一系列不可思议的机缘，把他送上了一个大玩空手道的疯狂轨迹。
1996年9月，宋如华去沈阳“全国软件产业发展研讨会”取经，并参观沈阳东大软件园。当时的宋如华还不知“软件园”为何物，但其聚集人力、物力、财力的神奇力量深深地刺激了宋如华的神经，他觉得这件事情还可以“搞大”。
“软件公司很像皮包公司，除了人没有别的东西，如果你只是半层楼几间屋，你搞软件的信用度不够，客户觉得你寒酸；你有园区，是有实力的象征，客户会觉得自己寒酸。”宋如华如此解释软件园的好处。
1997年，托普在成都郫县红光镇科技工业园先期征地100亩开建西部软件园，开始申请国家软件产业基地的授牌。计划得到迫切需要在高科技产业寻求突破的四川省政府的支持，当年5月，仅有一个概念的托普“西部软件园”不可思议地被国家科技部正式授牌为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之一，挤身中国首批“四大软件园”。
闹剧上演
国家产业基地的牌子倒是批了下来，但这个时候托普又面临着资金不足的严重问题，原托普公司的财力对于一个规划上1000亩的软件园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宋如华想通过上市融资又得不到指标，有人为他提出了“买壳上市”的概念。
1998年，托普集团斥资收购川长征并更名“托普软件”。头顶着“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光环的托普软件一上市就受到强烈追捧，显示出惊人的融资力量，西部软件园的资金瓶颈迎刃而解，西部软件园首期工程竣工。
万事俱备，但宋如华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认认真真做软件。西部软件园不仅没有孵化出一家像样的软件企业，而且就连大名鼎鼎的托普软件，究竟做出了什么软件产品，也是一个让同行很难回答的问题。
西部软件园自始至终都是宋如华大玩空手道的道具，而且是他的第一个道具。从1999年起，宋如华在各地大搞软件园以圈地、圈钱，其中的经验都是来源于此。
借尸还魂
当宋如华在2000年的西部论坛历数四川、成都皆不适合IT企业久居的客观理由，并有意将总部迁至上海时，四川方面隐隐感到将西部软件园“押宝”在托普上面是一个错误。
2001年，当国家软件产业基地进行调整时，四川省提出了一个“大产业基地”的虚拟园区概念，将“西部软件园”的概念扩大化，摆脱对托普的单独依赖。
泡沫越吹越大，但总有破的时候。2002年，在放出一颗“面向全国招聘5000名软件工程师”的大“卫星”后，西部软件园的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开始褪色，2004年，无力回天的宋如华出走美国，他的“托普经济帝国”轰然倒塌，西部软件园也仅剩下一个空壳。
目前，当地政府为了保住西部软件园“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的牌子，正在积极筹划，将西部软件园的核心转移到成都市高新区创新中心，以“借尸还魂”。
西部软件园究竟能不能迎来重生？
链接：声音
“联想到做网站时的亲身经历，我认为一个现象值得关注：为什么没有政府任何资金、政策支持的中国互联网产业能够在六、七年时间里就完成了成人过程，而且是中国所有行业中与国际水平差距最小的一个；而软件业获得了从上到下的扶持却始终没有突破性进展，整个行业对政府扶持的依赖程度并未减轻多少？”
“仅有良好意愿，不一定能达到目标，只有真正理解了这个行业的特征，把政策方针变成具体、可操作的实施办法，才能把政策层鼓励高科技产业的初衷落到实处——这种思想意识的转变比具体的一个文件(编者注：即国务院发布的18号文件《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有意义得多，它表明政府的目光是长远的、是和企业站在一起、谋求共同发展的。”
――点击科技总裁 王志东
“现在还没看到哪家软件园真正实现了公司化运作，多多少少还是政府行为，与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软件产业还是国家扶持的产业。”
――南京软件园管理办公室项目主管 黄强
我们的政府在过去的二十年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有过无数的决策，特别对于IT产业，但恕直言，虽然IT产业仍然是最有活力的产业，政府在其中所起的指导作用很轻微，相反政府所倡导的一些产业如自主产权的UNIX系统的开发，如LINUX的大力推广，如自主芯片技术的开发等等，都不算是成功的案例。如果说电子部或信产部对于IT产业发展的功劳，那正应该是，他们对于这个产业的一定程度上的“放”，让商业机构自由地发展，而不受到政府过多地干预，这才有今天IT产业相对于其他产业的繁荣。
另外，政府中IT系统的决策者并不一定都是真的精英份子，长期的高高在上已经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对于市场和技术发展的真正把握，或者说，他们太迟钝了。
中关村某软件公司经理，Horseya
软件园的作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主管部门会说中国软件产业需要软件园，软件园的策划者和经营者会说软件企业需要软件园，软件企业则可能说政府或软件园自己才需要软件园。
一些很发达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软件园，印度也只有班加罗尔，内涵与我国也有差别。
――某大学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