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无着落，消费底气不足
春暖花开，来自河南南阳的周成武心情也逐渐好转，因为他们一家三口住的小屋不再冷了。周成武现在北京朝阳区姚家园村附近开“黑”出租车，生意好时每月能赚2000多元，生意不好时就只1000元出头，如果被抓到，罚款要五六千元。他告诉记者，自己也知道开“黑”车不是长久之计，但妻子没工作，一家人的生活都得靠他。现在每个月租房300元，吃饭500元，剩下的钱都不敢乱花了，攒着给闺女上学用。
与周成武一样感到“手紧”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大四学生小张。小张正忙于找工作，面试需要穿西服，买套新的要一两千元，太贵。小张就在网上跳蚤市场找到一个西服出租服务，50元一天，还有多种款式可挑。小张说，找了半年工作，感觉到挣钱不容易，能省就得省了。
作为还未踏入社会的年轻人，小张谈起就业或许还有一股“潇洒”劲儿。然而，如果是一个要挣钱养家糊口的“4050”下岗人员，失业就是个沉重话题了。工资收入是消费能力的主要决定因素，只有预期的长期收入提高，人们的消费才能真正增加。因此，让更多的人端稳“饭碗”，无疑是扩大消费的关键一环。
“饭碗”压力还是很大
“饭碗”端稳了，消费才更有底气。然而，当前就业形势依然不容乐观。今后3—5年，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高峰期。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就业之路上的这一座座山峰有待跨越。
据国家发改委今年2月发布的《2006年就业面临的问题及政策建议》，今年16岁以上人口增长达到高峰，预计全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约2500万人。从需求情况看，预计今年城镇可新增就业人员约1100万人。劳动力供大于求将达1400万人，比2005年增加100万人。
日前在北京举行的一场MBA专场招聘会上，曾经炙手可热的MBA毕业生月薪水平只有5000元，而往年MBA毕业生的年薪基本上可达10万元。事实上，新增毕业生的就业岗位层次趋于下降、薪酬减少的现象在几年前就已露端倪，曾经可以从容择业的研究生，如今求职往往四处碰壁。
另外，目前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还有60多万人，集体企业下岗职工约400万人；在已实现再就业人员中，约有1/3就业稳定性较差；迅速增加的失地失业农民亟需纳入政策扶持范围；初高中毕业生缺少职业技能，又难以得到直接的政策扶持，在就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些往年就存在的就业难题，在今年可能会更突出。
一些新的就业负面因素同样不能忽视。投资过快增长、结构不合理引发的产能过剩以及能源、纺织、房地产、汽车等行业的变化，特别是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需要整顿甚至关闭一些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大量人员的分流安置问题。
“饭碗”的含金量也越来越重要。目前，出现了“民工潮”与“民工荒”并存的奇怪现象，这种状况表明长期以来对劳动力价值的低估已引发市场强烈反应。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就业者，正在重新审视自身价值，对工资待遇、工作环境、社会保障等提出更高要求。
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
解决就业问题，政府大有可为。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出台三项税收优惠政策，对持再就业优惠证人员从事个体经营，国有大中型企业通过主辅分离和辅业改制分流安置本企业富余人员兴办经济实体等情况给予税收优惠，优惠政策将持续3年。这对于下岗失业人员来说，确实是个好消息。
金融是促进就业的利器。沈阳市今年将向下岗失业人员发放4400万元小额担保贷款，并完善“一站式”服务和“绿色通道”；河南省将小额担保贷款对象范围进一步扩大，城镇复员转业退役军人、自愿到基层创业的高校毕业生被纳入其中；福建省邮政储汇局已率先开展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试点，对农民工的小额贷款试点不久也将推出。显然，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如何让更多人得到金融支持，并简化相关手续，还有很多脑筋可动。
扩大就业，还需不断开拓思路。今年春节后，北京选拔大学生当“村官”引起广泛关注。7月，将有2000名应届大学毕业生走马上任。未来3年内，8000名大学生将走进北京各个村委会，那时北京“村村都有大学生”。这一既有利于大学生成长也有利于农村发展的举措，值得借鉴。
就业培训是一项“授人以渔”的举措。四川省开展“千万农民工培训工程”，使外出务工的农民普遍接受了一次系统技能培训，掌握1—2种市场需要的职业技能。经过培训，农民外出打工就业率增长超过20%，外出打工者汇回的收入也大幅增加，为扩大当地农民的消费注入强劲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