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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汤姆·迪马可（Tom DeMarco）的脸上，似乎总有微笑挂着，就像在《最后期限》封底的那张照片一样。孔子云：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当中国的大多数程序员还在为自己能不能“立”得起来而感到困惑迷惘的时候，迪马可用他标志性的微笑告诉他们：不管你在年轻时曾经怎样叱咤风云、怎样锋芒毕露，到六十岁的时候都会“耳顺”，会用宽容的快乐去面对世界。
1940年8月20日，汤姆·迪马可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黑泽尔顿。他在康奈尔大学读完本科，随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并在巴黎大学获得软件硕士学位。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贝尔电话实验室，参加的第一个项目就是传奇般的ESS-1项目。在后来的日子里，他曾经在法国的La CEGOS Informatique公司管理实时项目的开发，也曾经在瑞典、荷兰、法国、芬兰等国家负责在线银行系统的售前服务。他多次在世界各地发表演讲或给其他企业提供咨询服务，足迹遍及美洲、欧洲、非洲、澳洲和远东。现在，他是大西洋系统行会的负责人之一。
在那本著名的《自适应软件开发》中，James Highsmith指出：软件开发最初是“自在自为”的，随后有了偶像崇拜。在第一批被崇拜、被神化的“偶像”中，包括Edsger Dijkstra、David Parnas、Edward Yourdon、Larry Constaintine，当然，也有汤姆·迪马可。在1968、1969年连续召开的两次NATO会议上，正是他们提出了“软件工程”的概念。1978年，E. Yourdon和L. Constaintine共同提出了结构化软件开发方法；1979年，迪马可对结构化方法进行了改进。在后来的20年中，结构化方法对整个软件产业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巨大影响。在1978年，迪马可还推出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这本书的名字大得能把人吓出一身冷汗：《结构化分析和系统设计》。凭着这本名字能吓死人（内容确实经典）的著作，迪马可正式走上了神坛，成为不折不扣的“一代宗师”。
因为在结构化时代作出的巨大贡献，汤姆·迪马可在1986年荣获Warnier“计算机领域终身贡献奖”，在1999年又荣获Stevens“软件开发方法贡献奖”。尽管获得了众多的褒奖，迪马可也清楚地看到：当软件从军队、政府走进平常百姓家时，结构化方法和传统软件工程思想已经成了明日黄花。Fred Brooks在1986年和1995年两度强调“没有银弹”，彻底将软件工程赶下了神坛。人月是神话、银弹无处求，人们开始认识到：软件工程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软件产业也不可能像硬件产业那样有一个神奇的“摩尔定律”。盲目乐观终于变成悲观。
但是，早已“知天命”、即将进入“耳顺”之年的迪马可却显得更加乐观了：当人们终于意识到软件工程并不是万灵药之后，他们就能在最适当的地方使用软件工程，并积极地寻求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软件工程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在1995年之后，他的作品都明显地带有这种乐观态度。1997年的《最后期限》描写了一位幸运的汤普金斯先生克服困难获得成功的故事；1999年的《人件》带有一种“加料过火的Dilbert式幽默”；2002年推出的新书《Slack》更被批评者贬为“无产者的呓语”。面对“过于乐观”的批评，迪马可借汤普金斯先生的故事告诉他们：既然你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那么就雇一个最好的人，给他最好的待遇，然后祈祷上帝保佑吧——软件工程是救不了你的。
除了技术之外，汤姆·迪马可的生活还有另外一面：小说家。他写的主流小说《Dark Harbor House》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最近他又推出了第二部主流小说Lieutenant America and Miss Apple Pie。以技术专家的身份来写小说，这样的闲情逸致，怕也只有一位“耳顺”的老人才能拥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