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多年前发生在鸭绿江彼岸的那场战争，曾经令世界为之深深震动，也对当时刚满周岁的新中国发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光阴荏苒，过去的对手不再是敌人，史学家也在重新审视这场遥远的战争。作为那场战争中中方的最高统帅，毛泽东曾就此与我的曾祖父王季范及早年同窗周世钊多次畅谈。“将有三把尖刀插在中国身上，不能置之不理。”
抗美援朝究竟有无取胜把握，在当时是颇受人们关注的问题，因为解放战争刚刚结束，经济遭受了重创，国家一穷二白，面对美国的经济和军事优势，不少人对战争的前景心存疑虑。王季范和周世钊作为毛泽东的亲友，希望能就此事请教主席。1950年10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二老，针对王、周的疑虑作了分析。
毛泽东说道：“不错，我们急需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出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敌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然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还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个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可是党内有很多人不同意。”
听了毛泽东一席话，周世钊频频点头，但仍是信心不足，重复提出了刚才的疑问：“是不是有胜利的把握呢？”
众所周知，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除装备了大量的飞机、大炮、坦克、军舰外，它的武器库中还有一张令人生畏的王牌──原子弹。面对美国的核讹诈，不少人对战争的前景忧心忡忡。可毛泽东偏偏不信这个邪，他从容地分析道：“你们都知道，我是不打无把握的仗的。这次派志愿军出国，是有人不同意的，他们认为没有必胜的把握。我和中央一些同志经过周详的考虑研究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胜利是有把握的。我们估计，美帝的军队有一长三短。它的钢铁多、飞机大炮多，是它惟一的优势。但它在世界上的军事基地多，到处树敌，到处设防，兵源不足，是一短；远隔重洋，是它的第二短；为侵略而战，师出无名，士气十分低落是它的致命伤。虽有一长，不能敌这三短。我们要进行持久战，一步一步消灭它的有生力量。使它每天都有伤亡，它一天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天，一年不撤退，就打它一年，十年不撤退，就打它们十年，这样一来，它们就伤亡多，受不了，到那时，它就只好心甘情愿地进行和平解决。只要它愿意和平解决，我们就可以结束战争，我们原来是要和平的。”“这仗我们有把握打好，不必苏联参加，看家法宝是要留着最后用的。”
周世钊又提出一个问题：“假如它不在朝鲜战场上打，而是派大军从我国海岸登陆，怎么办？”
毛泽东说：“那它不敢。这样做，我们不怕它。并且我们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它如果向我国进攻，就会引起苏联的参与。苏联参与，不一定派兵来，它可以在几天之间用兵西向，席卷欧洲，欧洲是美国的必争之地，它们要照顾欧洲，自然也就无力入侵我国了。”
美国的空中优势是周世钊担心的另一个问题。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美军飞机就曾轰炸过中国边境城镇，以新中国的空军实力而言，是难以阻止美军大规模轰炸的，故此，周世钊向毛泽东发问：“假如美军用飞机滥炸我国的重要都市呢？”毛不加思索地笑答说：“它不敢，因为这同派兵登陆，同是侵略。”
岁月飞逝。随着时空的转换，以前不少似乎是金科玉律的理论和毋容置疑的答案，都受到了人们的质疑；也有很多颇为权威的结论，正在社会上和学术上引起争鸣。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年抗美援朝时，中国承担了本应由苏联承担的国际义务，而作为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的苏联却只提供了装备和技术的支持，这对中国是非常不公平的，我们吃了亏。毛泽东当年是怎样看这个问题的呢？他说：“这个仗，我们有力量、有把握打好，不必要苏联参加。你们晓得玩扑克吗？‘大鬼’、‘小鬼’是留着保底的；你们看过剑侠小说吗？看家的法宝是要留着最后用的。我看美帝侵略，一定会要彻底失败。不管它怎样挣扎，终是黔驴技穷，在中朝人民共同抗击之下，他是一定不能得逞的。”毛泽东的一番话消除了两人心中的疑问，他们带着对战争的全新看法离开了中南海。
“光派别人的儿子去前线打仗，这还算什么领导人呢？”
朝鲜前线的战斗是空前残酷而惨烈的。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了保家卫国，血染三千里江山，这其中也包括毛泽东心爱的长子毛岸英。当这个不幸消息传到周世钊的耳朵里时，他感到非常震惊和悲痛。作为和毛泽东相交几十年的老朋友，他知道主席一家先后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好几位亲人。现在革命刚刚胜利，正需要下一代去建设的时候，岸英却永远留在了朝鲜。白发人送黑发人，和毛泽东情同手足的周世钊，心里深深地体会到老同学那种难以言表的悲凉和伤感，在后来他和毛泽东的一次闲聊中，周向毛表达了这种想法。那是在60年代，谈话的主题是战争。在不知不觉中，话题转到了朝鲜战争和毛岸英。周世钊不无感慨地说：“岸英死得太早了，如果您不派岸英到朝鲜战场上，我看他是不会牺牲的。”
对于周世钊的议论，毛泽东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不能这样说……岸英是为保卫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利益，为保卫我们祖国的安全而出国作战的，他是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为保卫世界和平事业而牺牲的。当时我得到岸英在朝鲜战场上不幸牺牲的消息后，我的内心是很难过的。因为我很喜欢岸英这个孩子。岸英牺牲以后，当时有人提议要把他的尸体运回国来安葬，我没有同意。我说岸英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保家卫国而死的，就把他安葬在朝鲜的国土上，让他显示中朝人民的友谊，让中朝人民的友谊万古常青。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到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我是党中央的主席，在那种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我是极力主张发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后来得到党中央的赞成，作了出兵朝鲜的决定，并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抗美援朝的伟大运动。我作为党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的儿子不派他去朝鲜，又派谁的儿子去呢？光派别人的儿子去前线打仗，这还算什么领导人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岸英是个青年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到农村进行过劳动锻炼，但却没有正式上过战场。青年人就是要到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要在战斗中成长。基于这些原因，我才派他到朝鲜去的。”
时光流逝，毛泽东和王季范、周世钊几位老人均已作古。然而，这些虽是片段但却弥足珍贵的谈话，对于我们认识那场遥远的战争，不失为是一份重要的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