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西安1月14日电 (记者 孙茂庆 徐壮志) 惊雷般的轰鸣声划破西北大漠上空，一架架歼-10飞机突出云层，排成战斗队形……
2006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视察空军某部时，亲切接见了空军某试飞团副团长李中华，称赞他“你的事迹很突出，也很感人。你不愧是思想、技术双过硬的新型高素质试飞员，不愧是我军飞行员的优秀代表。特别是你牢记使命、为国奉献的政治觉悟，爱岗敬业、刻苦钻研的进取精神，临危不惧、勇攀高峰的英雄气概，值得全军学习。希望你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不断提高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为祖国为人民为军队再立新功！”
挑战世界级“空中禁区”
意外，发生在500米的空中。
报警灯乍亮，飞机猛然向右偏转，瞬间就倒扣过来，向地面坠去。400米、300米……就在前舱试飞员梁剑峰下意识地喊了声“飞机不行了”的同时，后舱传来李中华坚定的声音：
“别动，我来！”
……
2005年5月20日，险些成为中国航空工业史上黑暗的一天。“要不是李中华的惊天一搏，摔掉的将不仅是两名优秀的试飞员，我军航空武器研制也将滞后8年到10年。”提起当时的情景，中国试飞研究院院长刘选民至今心有余悸。
李中华和梁剑峰驾驶的是能够模拟第二代、第三代战机飞行特性的三轴变稳飞机。目前，世界上只有美、俄、英、法等国家掌握这一体现国家航空技术水平的关键技术。
倒扣的飞机飞速下坠。
座舱里尘埃弥漫。悬在空中的李中华忍着剧烈的眩晕，努力挽救着这架凝聚了我国上万名航空科研人员十几年心血的飞机：
蹬舵、压杆，飞机毫无反应；
关闭计算机电源再重启，飞机毫无反应；
按下操纵杆上的紧急按钮，飞机还是毫无反应。
平日熟悉得如同战友般的飞机，这会儿丝毫不理会李中华的一次次努力，飞速坠向地面。
李中华清楚，在自己选择了挽救飞机的那一刻，弃机逃生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倒扣飞机的高度已不够他们跳伞求生。
灵感，在生死须臾的那一刻从天而降。李中华下意识地把右手边的变稳、显控和计算机三个电门全部关闭——距地面200多米，“休克”的飞机恢复了生机。
倒扣的飞机翻了过来。飞机保住了，宝贵的试验数据保住了。
像每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一样，抖掉满身灰尘，李中华旋即又驾机飞上蓝天。
“开最新型的飞机，做最惊险的动作，出最有分量的结论”，李中华所在的中国空军某试飞团，担负着所有国产战机科研试飞的重任。特殊的使命，孕育了这一勇敢者的摇篮。著名试飞英雄滑俊、王昂、黄炳新就出自这个英雄的群体。
1991年，当李中华以全优成绩毕业于中国试飞员学校时，万里外的海湾杀声正酣，美军精确的空中打击，向世人又一次展示了空中力量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李中华，就是在这个时候担负起中国新型战机试飞重任的首批试飞员之一。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空军某飞行学院的双重学历，为李中华插上了知识的翅膀；而英雄群体的熏陶，又很快为他插上了勇敢的翅膀。
大漠冬日，歼-10飞机进行低空大表速试飞。这一科目的风险在于，飞机可能毫无征兆地出现颤振，并在2秒内解体，试飞员根本不可能跳伞求生。前苏联在米格-21、米格-23、苏-27等飞机试飞中，仅在这一科目上就损失过多位试飞员。李中华同样遇到了挑战。在一次次试飞中，危机一次次显现：
飞机前起落架护板严重撕裂；
机翼前缘铆钉被强大的动压吸出；
飞机油箱渗油……但，这还没有达到飞机的最大设计值。
在生死极限挑战面前，李中华毫无畏惧。虽然，继续飞随时都有机毁人亡的危险，但，如果不能在空中发现飞机的缺陷和检验飞机的极限，歼-10飞机就无法早日装备部队，捍卫祖国的空疆。“对国家投巨资研制的新型战机，我们就是拿着脑袋，也要把它飞成雄鹰，决不能轻轻松松飞个‘和平鸽’出来。”
正是凭着这样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李中华一连飞出了歼-10飞机的6个第一：最大飞行表速、最大动升限、最大过载值、最大迎角、最大瞬时盘旋角速度和最小飞行速度……当飞机达到设计极限时，李中华仍不停止。也正是依据李中华和战友们从“死神”手中拿回的数据，设计人员一步步使飞机的多项性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统计表明，在歼-10飞机试飞中，李中华65%的时间内飞的都是风险科目。而在他2250小时的飞行中，曾20次空中历险，其中5次经历重大险情。
“与飞机的灵魂共同飞翔”
从美国的F-16、俄罗斯的苏-27，到法国的幻影-2000，这些实现了计算机控制的先进战机，都毫无例外地在试飞阶段发生过机毁人亡的惨剧。
而采用同一设计理念的歼-10飞机，却在试飞中创造了一架未损的奇迹。
个中原因，作为歼-10飞机试飞总设计师的余俊雅最为清楚：“李中华他们不是机械、被动地试飞，而是完全掌握了飞机的灵魂。”
2002年5月6日，试飞中的李中华敏锐地发现飞机液压表指针有极轻微的向下摆动。虽然地面监控系统告知一切正常，但他还是嗅到了一种“不正常”的气息。
李中华立即返航，并在9000米的高空放下了起落架——按常规，这个动作要在几百米的高度才能进行。
起落架给高速飞行的战机带来了额外的阻力，飞机突然变得像疯牛一样难以驾驭。此时，飞机仍然没有故障显示。
仅仅一分钟，闪烁的告警灯便印证了李中华的预感。在距机场20公里时，飞机液压表指针已指到“0”——如果不是他预先放下了飞机起落架，此时就放不下来了。
“其结果只有坠毁。”中国一航航空产品部原部长晏翔说，“李中华对飞机的理解，有时比设计者还深刻。”
现代战机呼唤全新的专家型试飞员。1993年深秋，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迎来了李中华和他的两位战友。
从早期的米格-21到先进的米格-29、苏-27战斗机，从螺旋桨的安-24到喷气式的图-154运输机，短短一年内，李中华和两位战友就掌握了所有试飞理论和两个机种、六个机型的驾驶技术，成为我国首批国际试飞员。
“此前，许多试飞科目都要重金聘请国外试飞员，人家还不一定愿意来。”中国试飞研究院院长刘选民说，李中华等人的学成归来，极大地推动了歼-10飞机以及其他新型战机的试飞进程。
采用国际通用的库伯·哈伯方法评定试飞等级，引入PIO敏感等级，把试飞战机的飞行参数、战技指标、性能做成图表，绘制出试飞曲线……可以“飞出与计算机模拟一样完美的曲线”的李中华，迅速成为飞机设计和试飞专家眼中“会飞行的工程师”。
“他已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试飞员概念，不仅能试飞，而且能参与飞机的研制，给科研人员提出修改意见。”与李中华接触密切的变稳飞机总设计师赵永杰说，这就是李中华作为一位试飞员能获得两个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原因。
在李中华的眼中，凝聚了成千上万科研人员智慧和心血的战斗机一旦被制造出来，就拥有了它独立的灵魂。“试飞员不仅要飞出设计的性能指标，更要与飞机产生共鸣，完善它的个性，让它成为蓝天上自由的雄鹰。”
1100多张工整的飞行卡片，记载着李中华1100多次搏击长空的经历和思考。而近200G硬盘的专业资料和一箱箱试飞资料，以及数十篇发表在专业期刊上的论文，无不显示着这位“空军级试飞专家”对试飞事业钻研的勤奋和深度。1997年，李中华第三次来到俄罗斯。这一次，他要征服的是被国际航空界称为“死亡陷阱”的顶级风险科目：失速尾旋。
“就是飞机打着旋，像树叶一样往下掉。”30年来一直从事尾旋研究的试飞研究院研究员李树有解释说，这是飞行员最可怕的梦魇，而征服它，是世界顶级试飞员的标志。
从正尾旋、倒尾旋到“落叶飘”，对于这位驾驭了飞机灵魂的飞行员，死神也只能任由他在自己的领地中飞向更高的高度。
800转，600转，300转……随着发动机转速的降低，李中华迅速关闭限制器，断开飞机电传操纵系统，把机头拉起约20度时，猛地将驾驶杆抱在怀中……
地面上的人们看到，高空中的飞机像眼镜蛇一样高高地扬起机头，竟超过110度！
“眼镜蛇机动”——李中华完成了这一令世界顶级飞行员梦寐以求又胆战心惊的超级动作。
“你获得了飞行员至高无上的荣誉，我们的飞机对你再没有什么秘密了。”带飞教员考切尔掩饰不住对这位中国同行的赞赏。
鹰为蓝天而生
1989年，24岁的李中华做出了重大人生选择：做尚在设计中的新型飞机的试飞员。
作为中国空军首批12位双学士飞行员之一，提前晋升飞行中队长的李中华有着看得见的光明前景。然而，一种飞得更高的梦想驱使他义无反顾地进入了试飞这一充满风险更充满创造的领域。
第一次驾机试飞在祖国的蓝天，李中华才真正彻悟了父亲为什么给他起了这么一个充满期待的名字，也真正感受到了父亲教给自己的那句话的内涵：“一个人如果能够飞行，那他就决不应该选择爬行。”
如同研制歼-10飞机需要中国航空业做跨越式起跳一样，摆在李中华这代试飞员面前的一切，同样需要跨越。
国外研制新型战机，新品采用率通常不超过30%。而歼-10飞机新品采用率却大大高于这一比率。
由此而成倍增加的风险对于勇敢的中国试飞员来说也许算不了什么，但是，对计算机控制这样全新的技术，却不是仅靠勇敢就可以征服的。
李中华一头钻进了集多项高新技术于一体的新型战机的每一个技术环节，攻读了西北工业大学的航空专业硕士研究生。
1997年9月24日，李中华和李存宝驾驶变稳飞机模拟歼-10飞机起飞着陆时的飞行控制率。如果试飞成功，这将作为我国自行研制的飞机第一次使用电传操纵系统着陆而被载入航空史册。然而，在降至离跑道只有1米多高时，飞机突然发生意外震荡。
凭借高超的技术着陆后，李中华不顾厂方为这历史性的一天所准备的庆祝仪式，直率地提出飞机操纵起来过于敏感，建议设计者至少将纵向增益减少三分之一。
设计人员却认为操纵灵活正是这种飞机的优点所在。
“不能因飞机的机动性能而增加无谓的风险！”整整两天，从飞行曲线和飞行参数论证到地面模拟实验，李中华最终说服设计者将增益减少了40%。
“一旦这项技术指标固化到生产流程中，设计缺陷就将埋下飞行安全的后患。”试飞研究院副总设计师于志丹说，这样一种固执的表面下，是科学求实的态度和高度负责的精神。
在蓝天上，李中华执著地探索和延伸着新一代战机的卓越，几次突破并提高了飞机的性能指标。
“每一公里速度，每一度仰角，都是李中华主动冒险飞出来的。”试飞研究院高级顾问张克荣感慨地说，试飞员在空中哪怕很小的突破，对身处地面的设计师和工程师来说，都可能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试飞员肩上，扛的是科研人员的心血，是人民的血汗钱，是军事斗争准备的时间。
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肩头上这沉甸甸的责任，在一类风险科目大迎角特性试飞中，本来计划30个架次的试飞，李中华通过对科目的重新编排，只用17个架次就完成了，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科研经费；由他倡议建立起的信息化引导系统，使放飞能见度标准降低了2公里，试飞团全年飞行时间比原来增加了70天。在他那挑起了当代试飞员神圣使命的肩上，也披满了党和人民给予的一项项荣誉：全军首届“十大青年爱军精武标兵”，空军功勋飞行员，“中国航空航天月桂奖·英雄无畏奖”……
2006年10月22日，李中华作为三军将士的代表，走进人民大会堂，走上了全国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的主席台——铿锵有力的誓言，展示着红军传人的豪迈，也让人们仿佛感受到这位勇敢的中国试飞员所托起的那片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