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春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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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央视庞大的“名嘴”队伍相比，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一直更加平民化和以京味特色为主。随着在本次金话筒评选中春妮的获奖，北京电视台新一代名主持人浮出水面。
最近刚刚获得了“金话筒奖”的春妮是靠主持青少年节目被观众认识并熟悉的，观众评价她“外表耐看，形象亲和”。她还在北京台的大型策划活动“红楼梦中人(blog)”中担当主持人，明年北京台的春晚也将和郭德纲(blog)、曾志伟合作，可以算是北京电视台目前人气最旺的花旦了。
《财富故事会》主持人潮东的“奋斗史”充满了“误打误撞”式的传奇故事，大学时学的是纺织专业，毕业后当了车工，后来居然误打误撞地入了主持这一行。他主持的《财富故事会》等节目不以财富多少论英雄，只以故事传奇排座次的节目宗旨简直就像为他量身定做，好多观众说“听这小子瞎贫，过瘾！”
《生活广角》的主持人赵川是学法律出身，他主持的《生活广角》是从一个生活细节出发，探讨“家家的那本难念的经”。观众对赵川的印象都是细心扎实的大男孩，但他在节目中却不一定都是“老好人”的形象，经常在嘉宾哭得两眼泪汪汪的时候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
胡紫薇最早声名远播是因为五六年前北京电视台的《北京特快》，大家亲切地叫她“薇子”。后来，她改行做了财经美女主播，还当了制片人，她策划的《证券无限周刊》可以说是中国最生动的证券电视，不从K线图上看证券，强调节目的观赏性，让大家在看娱乐节目的氛围中轻松了解股市行情。
我们将在本周和下周的对话版面中，推出名为“京城名嘴新势力”的系列对话。(刘玮)
我从小就是爱学习的孩子
新京报：这次金话筒的评选中，你是年纪最小的获奖者，觉得意外吗？
徐春妮：非常意外。金话筒是主持人的一个梦想，它是全国性的政府奖项，甚至有可能成为一个主持人一生的追求。我很早就知道有这个奖，但是压根没想过自己可以拿，我以拿到金话筒为荣。
新京报：我知道你从小就是学习很好的学生，是不是一直都挺听话的？
徐春妮：对，他们都说我是“根红苗正”(笑)。其实我从小的成长经历一直都挺按部就班的，也很平淡。我小学一年级就做班长，学习一直很好。我家里就我一个孩子，我在幼儿园的时候就把小学二年级的课本都学了，父母经常在节假日给我上课。那个时候我们住在筒子楼里，我最喜欢的事就是去同楼的哥哥姐姐家看他们的书，我真的就是那种从小就特别爱学习的孩子。我小学的时候是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到上海的重点中学同济中学的，然后又是第一批入团，一直是上海市的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高中时又入了党。
新京报：那你是怎么想到要考北广的？
徐春妮：高考时确实犹豫了一下，当时妈妈也挺舍不得我的，说不管我考什么学校都好，只要不考出上海就行。我那个时候就是无知者无畏(笑)，觉得自己可以试试考北广，之后我才知道，那一年北广在上海只录取了我一个人。我当时一直在上海等面试，后来一问才知道，那年北广不来上海了，我想去北京考，可人家说北京的考试已经结束了，只剩下重庆考区。重庆其实是离我最远的一个考区，但父母还是立刻就买了三张机票陪我去重庆了。
大学时真的没有谈恋爱
新京报：上大学以后，对做主持人的理解和中学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吗？
徐春妮：到大学之后，主持人变成了分解动作。以前看电视觉得主持人就是对着镜头说说话，可到了大学才发现自己根本就不会说话。觉得自己一说话就是错，不是语调不对，就是气息不对。
新京报：大学和中学不同，应该是聚集了各地来的尖子生，你在大学时的状态也像在中学时候一样是个优秀的学生吗？
徐春妮：大学时我好像换了一个人。我上大学的时候从来没有登上过北广的舞台，当时是受刺激了。因为北广的观众是非常挑剔的，只要你差一点，台下就嘘声一片，矿泉水瓶子就扔过来，或者台下的纸飞机就飞过来了，几百人的嘘声绝对比你一个人在台上的声音要大多了。那个时候班上的同学都很不错，我在上海的时候觉得自己的普通话算不错了，结果到北京就被老师挑出一堆毛病来，根本就不敢开口了，找到感觉确实花了很长时间。人要有自知之明，我那个时候真的不敢站在舞台上，但是每次我都会去看，在台下当观众，也是在学习。
新京报：我印象中艺术院校大学生的生活应该是特别丰富的，你还是只爱学习吗？
徐春妮：是啊！我大学的时候每天就是教室、图书馆两头跑，可能是我从小就养成的习惯吧。
新京报：难道你上大学没谈恋爱吗？
徐春妮：没有，真没有(笑)，这个我们班的同学都知道。但是大学的时候我很早就去打工了，教韩国留学生，一个小时10块钱，一个月能赚两三百，后来接一些配音的活。
最开始和郭德纲主持只剩下笑了
新京报：工作之后呢，在实际的主持中找到自信容易吗？
徐春妮：我的工作一直还很顺利，我这个人就是吉星高照(笑)。但是现在回头看以前的节目，也会觉得好可怕啊，怎么当时自己是那个样子(笑)！《SK状元榜》是我大四开始做的，做到今年已经是第6年了，这也是我最有感情的一个节目，它的样式很适合我。因为那个时候大学刚毕业，还是个小毛孩，跟比自己大的人说话总是会心里没底，会胆怯。但是这个节目面对的都是中学生，是比我小的弟弟妹妹，我和他们相处很容易，所以做起来很轻松。我现在也在想，如果没有这个节目，我可能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新京报：和郭德纲主持《星夜故事秀》的感觉怎么样？
徐春妮：和他的合作确实是一次挑战，有一段时间我都想退出了，因为郭德纲是著名的相声演员，有自己的套路，和我们主持人的方式完全不一样，开始我俩很难对上茬。让他像科班主持人一样，他不会，让我像说相声一样捧哏，我也不会。一开始那段时间我是挺找不到北的，我这个人又特别爱笑，一般都是大家一起说个笑话，人家都笑完了我还自己笑呢(笑)，就是笑点很低的那种人。所以一开始我和郭德纲做节目，我就只剩下笑了，他太逗了，我经常自己在那就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了(笑)。我也想绷着，绷了两期实在是绷不住了，后来我俩也有交流，我们给各自分了工，他专门负责抖包袱，我负责和嘉宾交流，这样我们的合作就默契多了。
新京报：在工作中就没有觉得有不如意的地方吗？
徐春妮：我从工作到现在，从来没有因为个人原因去过外地或者外国，每次都是出差，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能够自己有时间出去度个假，能够一下午晒晒太阳，看看书，其他什么事都没有。我是刚知道像我们这种事业单位，外地员工是有15天探亲假的，还是因为做一个劳动法的竞赛节目我才知道的，然后就觉得，自己真是太傻了，浪费了那么长能休假的时间(笑)。
趁早把自己嫁了挺好的
新京报：通常大家会把年轻、漂亮的女主持人称做“花瓶”，你会在乎别人这么称呼你吗？
徐春妮：至少现在还没有人当面说过我是花瓶，如果有人这么说我，我也挺高兴的，最起码他是在夸我漂亮(笑)，其实我一直觉得自己不漂亮，我妈都这么说，我就是一个小土豆。我觉得一个好主持人最重要的就是，要让人感觉到舒服，有很多被人称做花瓶的主持人感觉也挺舒服的，她们的肢体语言、笑容都让人感到很愉快，我觉得如果能做这样的花瓶我也挺高兴的。
新京报：你和老公好像是同行吧，说说你俩是怎么认识的吧？
徐春妮：我大学毕业一年就结婚了(笑)。我俩曾经是同行，他是我师兄，比我大8届，现在在奥组委工作。(是蒋虎吗？)对啊！我俩是在上大学的时候认识的，但好的时候我已经快毕业了。(他哪点吸引了你？)其实他也不帅，胖胖的，但是他很憨厚、塌实，那个时候我的想法就很单纯，觉得找个稳定工作不用吃了上顿没下顿就好了(笑)。蒋虎人很好，对我也挺好的，所以我觉得结婚也挺好啊！
新京报：但是你结婚结的很早啊？
徐春妮：嗯，是啊，他们都说我挺早婚的，那个时候也算是无知者无畏吧(笑)，但是我真觉得挺好的。你看我现在身边的同事，每天都去相亲，见过的人都快成“联合国”了，还每天都愁眉苦脸的。我现在可以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没杂事干扰我，内心很稳定，要是真让我现在恋爱可能真的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了。所以我觉得趁早把自己嫁了挺好的(笑)。
-记者手记
我们的编辑记者经过讨论后决定将春妮这个目前越来越有当家花旦风范的美女主持作为这个系列对话的开篇人物，春妮是典型的“好孩子”，爱学习，听话，懂事，虽然她一直在说，自己就是太幸运了，是吉星高照，但是我知道，演艺圈和其他任何行当一样，是没有童话的。春妮在最开始主持《中国人唱外国歌》的时候，也曾差点被导演换掉，她说，自己也没有办法，只能很笨拙地努力，和每一个选手见面、沟通。我喜欢“笨拙”这个词，在我看来，这个词比春妮提到的其他诸如“幸运”“顺利”等光彩靓丽的词汇要动人得多。采写：本报记者 刘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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