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雪飘落，从我住的高楼上向下看去，远处一片白，眼中油然显现一幅纯洁的美景，然而心中却不能平静。
临近年关，各种媒体的来电不断，有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教育电视台、地方台的，也有各种报刊等平面媒体的。多数是请我参加各种节目活动、访谈、栏目嘉宾和采访的。当然其中许多元旦、春节活动的参加前提是要出钱赞助或合办的。有些则是出台或捧场的，还有要求参加各种公益活动与募捐的。有的要求我不参加但可批准公司的员工参加做活动观众的……
我不反对媒体的采访与邀请，会根据时间和工作需要的安排做选择，尽可能满足媒体的要求。但我反对一个陌生人用手机电话直接来电，并通过电话中的自我介绍做采访与邀请。一是，对方不知道我接电话时的工作状态；二是，我无法从电话中确定对方的身份与地位。这些电话不论时间早晚（最晚时为半夜十二点钟）和工作、就餐与休息的差别，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包围着我。
当你第一次耐心的听完对方的要求并婉言谢绝之后，许多人会在被明确的拒绝后再连续的拨打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的电话，直到你必须用发火的方式动怒并引起许多的不愉快为止。
许多国家的礼仪之中都有未预约不应来访的说法，特殊情况都应有不礼貌的来访的原因和解释。中国的传统中也有登门拜访先投递名帖的说法，以便由主人选择是否接待。现代电讯技术的发展打破了硬件上的阻碍，但是否还应保留对人的尊重与礼貌上的软件呢？
与我相识的大多数媒体都知道会与我的秘书（或办公室）联络有关采访的问题，更熟的记者、编辑们也多用短信的方式，以免打扰。但并不相识的人反而却大多用直接通话的方式要求对话。且不说有多少电话中的欺诈，仅就直接通话而言也应被视为是缺乏对被访者的尊重。
既然我并没有向这些人公开我的手机，媒体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找到我的手机号码，那么难道你们不能从网上查到公司的地址、电话与联系办法吗？每个企业设立的办公室不正是在负责此类的联络工作吗？不是有传真与网址吗？不是完全有机会用各种其他方式表达媒体的要求和意见吗？
每个媒体的来电者都认为自己是最重要、最唯一的，他们并不知道每天我所接到的采访、活动的邀请有许多许多，不知道当你打电话的那天我已接到了无数的这种电话。如果说网络门户在联合抵制垃圾信息，这些电话（包括不断的重复的这种电话），大约也应被视为垃圾和干扰了。
企业的管理者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有上级和自身的工作安排。虽然有对社会负责的宣传义务，但并不可能满足媒体所有的要求，也不可能都有时间参加媒体的各种活动。与行业相关的活动都不可能全参加，也行业无关的就更不可能都参加了。所以我会拒绝大量的这种邀请与活动。
被拒绝的媒体也许并不满意我的态度，都在以社会责任与公众利益为由，不断的重申自己的理由、重复的拨打电话、重复的强调媒体的工作重要性和自己工作的重要性，甚至不惜连续的在我拒绝接电话后发来威胁性的短信（当然也有人事后在说对不起），试图用媒体的力量和联合其他媒体的共同行动来逼迫企业就范。
媒体、行业协会、同行、研究机构、地方政府、院校、团体、社会公益机构、福利基金等等的各种活动已经挤掉我几乎全部的休息日和晚上的空余时间，同时也挤占了我大量的工作时间。如果我不有选择的接受或拒绝一些活动，又如何去管理企业呢？
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为小学生的作业减负呐喊，但为什么大量的媒体不为减轻企业管理者的这些负担而呐喊，反而只希望企业为媒体的活动、出新闻、捧场和出钱呢？
必须承认媒体有自己的工作需求，每个媒体的工作人员也都在为能吸引社会的注意，为社会提供好的节目、新闻、事件报道而努力，这与企业管理者之间必然形成一对矛盾，但并不表示这对矛盾不能用其他方式解决，而一定要用手机电话的方式来达到目的。
除了个别非常了解与熟识的并已可以成为是朋友的手机来电外，我会拒绝任何手机来电的采访、邀请与合作。也请媒体的人员们相互转告，请不要再用这种方式打扰了。潘石屹等许多朋友都在因为这种干扰而不得不多次更换了手机号码，但我更愿意明确的告诉所有人最好都能相互尊重。也有朋友开玩笑的称，永远不换手机号码恰恰说明身正不怕影歪，自身没有问题也就不怕有人找了。我只是不愿为这些干扰而分心或浪费时间。
也许这篇博客会得罪许多媒体，但一定会有利于社会和企业的进步，起码会让我省下一些时间与口舌。也会让更多的媒体知道我们的负担与苦衷，知道我们不能满足所有邀请的原因。
请各种媒体（包括电视台）能用更尊重企业管理者的方式来联系你们的工作，也许这也是更重要的社会责任。
